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公法观,以《周礼》济《公羊》之穷,援引《周礼》中的人伦与政教观,致力于构建以此为基础的家国天下逐级扩展的伦理性世界秩序。宋育仁以此对以个体权利和功利为本的西方国际法所导致的公法不公的危机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批判。晚清春秋公法观是现代中国国际法书写中最具有文明主体意识的先行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有重要价值。

公物法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的法治化运行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也是丰富公民文化生活,提升公民文化权利保障程度的关键一环。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遇到定位不清、主体不明确、运行规则不健全等难题,集中表现为法治理论资源供给不充分。公物制度作为行政组织法的重要制度内容,与国家文化公园在公益性、国家性和复合性三个层面具有内在共通性,同时能够克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清、基本属性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难题。公物制度的先天优势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体与管理体制的厘定提供依据,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程序和治理模式,同时为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行理念、运行方式、运行界限、纠纷解决方式等运行规则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公共数据整体性治理的组织法进路——基于国家数据局的展开

当前中国公共数据治理“碎片化”特征严重,究其原因是组织之间不协同、组织职权部门化以及运作机制之间不衔接。对此,数据治理制度需进行整体性治理改革,从而提高治理效能。整体性治理改革的关键词是“整合”,而行政组织法的视角恰能为其供给有力的合法性支撑,并为之提供组织整合、职权集合和机制统一的改革思路。首先,可以将国家数据局设置为数据治理的专门机关与最高机关,在组织层面上构建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数据局组织体系;其次,加强数据局的数据管理权与立法职权等,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相对集中;最后,统一财政机制与人事机制,使数据治理中的技术化运作趋于一致。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同效力关系的省思——基于规范保护目的视角

司法实践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同效力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刑民规范的适用是独立关系;二刑民规范的适用是掣肘关系。学理是司法的支撑。就该问题而言,实践分歧的理论原因是在应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时对规范保护目的一致性的认知有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应持客观目的解释论立场,主要采用功能主义的解释方法,兼顾具体时空背景,进行阶段式的解读。而规范保护目的一致性的评价方法应落脚于法的价值选择的一致性。当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保卫商业银行的货币专营秩序与稳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秩序时,选择了法的秩序价值,与合同效力规范保护目的相抵触,为了实现法秩序合目的统一性需牵制适用两规范。当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维护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信赖秩序时,选择了法的自由价值,与合同效力规范保护目的相契合,可独立适用两规范。

国家监察立法领域的新命题——以政务处分法为线索的探析

细致透视政务处分法这一典型的国家监察立法,可以发现,我国的监察立法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崭新命题。这些命题包括:监察立法以集成创制为基本立法模式,监察立法受到党纪的深度塑造,监察立法采用组织取向的价值定位,监察立法将道德问题纳入法律规制。监察立法领域形成的这些崭新命题,突破了传统的法学范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景观,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法治逻辑。这些命题是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的,它们扎根于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和权力监督实践,与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在推进当代中国纪检监察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命题,把握其深层内涵,使所构建的理论具有充分的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少数”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探析——从中国法治道路的基本逻辑切入

“关键少数”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粒扣子”,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它的重要意义由中国法治道路的基本逻辑决定。不同于以个人为目的的西方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发生是以国家为目的,重在国家和民族的总体目标。不同于西方法治建立在意志的对抗关系之上,中国法治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在意志的统一关系中实现权力制约和国家目的。这种法治模式表现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党政推进型法治,进而也是一种带领型法治,它必然强调“关键少数”的法治带领和法治模范作用。“关键少数”的模范作用契合了中国古代德治的秩序形式,因此,通过“关键少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还可进一步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民法精神对法治公安建设的指导--兼论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涵,与“以人为本”的民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学习、理解和遵循“以人为本”的民法精神,就是对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民法精神指导法治公安的建设,是推动公安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法治公安精神意味着树立“服务人民”的执法理念,构建完善的公安法治体系,以便民、利民精神指导立法和执法,以群众的利益为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治理法治化关系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乡村治理法治化中,有利于保障乡村民族群众的平等权利,维护乡村团结稳定,有利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成优良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乡村治理法治化即乡村多元治理主体要规范权责,利用法治解决农民问题,保障乡村群众权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即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法治方向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路径即构建完善的法律法治制度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关系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保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团结意识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维护乡村安全稳定,保障群众权利的法律法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民族团结、平等的原则体现的都是基层群众的共同意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治理法治化实践提供制度保障与行动导向;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主义解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工作的题中之意,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本文顺应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民族工作的要求,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从法治主义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解读,揭示其所蕴含的法理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认同、共享发展、良法善治的思想基础和精神要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应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发展共享、推进良法善治等方面综合发力。

《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研究

《道德与法治》课作为一门德育课程,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利于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在中小学课程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文在梳理《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本路径。

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规定海警机构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但未明确海警船的法律属性。西方国家多次将中国海警船列为军舰,而我国国防部、外交部多次声明强调我国海警船系公务船。根据国际法《日内瓦公海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对“军舰”的定义,中国海警船既不符合国际法对军舰的实质要求,也不属于我国国内法规定的军用船舶。中国海警船符合国际法和我国国内法对“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和“公务船”的界定,其属性为维权执法船。维护我国周边海域和平良好秩序和我国正常海上执法活动需要明确中国海警船的非军舰性质。

妨害公务罪的认定:基于一个强制拆除案

城镇化进程中符合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的公务主要集中在妨害行政执法行为,注定了妨害公务罪的判断要从刑法和行政法上“双向奔赴”进行,不可割离。公务合法性的判断应该采用形式加实质说,坚持行为时标准,事后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等救济途径解决的公务合法性问题不应溯及行为时。在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对行政诉讼裁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刑事诉讼中需要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实质审查,不能唯前置法是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立法需求、供给与法治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法治供给进行研究。认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应加强3个方面的立法:(1)涵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覆盖主体、经费使用和各级政府责任等规定的高法律位阶立法;(2)划清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权限,限定承接主体购买资质与行为,监管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行为的制度规范;(3)合理有序使用公共体育设施和保障科学健身指导常态化的规章制度。为有效满足以上需求:在供给作为上,由供给导向的被动供给向需求导向的主动供给转变;在政策方案制定上,实行本土经验总结(内生方式)和外来经验借鉴(外生方式)相结合;在决策程序上,由经验决策向科学、民主决策转变。立法预期效果能否得以实现,需要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进行整体治理,应重点加强体育行政执法制度的实施,推进体育部门行政问责制度,培育行政主体法治信仰。

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出——基于瓦格纳定律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瓦格纳定律,利用经验数据考察了我国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从1979年到2003年,瓦格纳定律在我国并不成立,即国民产出与公共支出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文章利用了Chow检验程序和增加变量法对原方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表明数据断裂改变了国民产出与公共支出的因果结构;而滞后变量的引入则进一步揭示出引致公共支出变化的原因,即相对于国民产出的影响,公共支出变化的惯性特征更为重要。

《公共图书馆法》与国家图书馆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通过。该法是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法治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图书馆的职能、任务进行了明确界定。本文对照国外关于国家图书馆立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关于国家图书馆履行独特职能、接受出版物缴送、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等相关规定进行论述。

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范畴。表面上看,法律上业已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规定,但是,公共利益的主体不明确,又没有自己确定的、具体的内容,这样增加了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它应该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层含义,在法律上和法律实务中应当正确处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立法侧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建立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法制框架,体现了一种立足当下的、理想与现实的平衡。对公共图书馆法2012年1月、2015年12月和2017年6月的3份公开征求意见稿,以及最终正式颁布的法律文本进行研读和比较,其中有关立法宗旨、法律调整对象、公共图书馆的定义与功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理念等问题的条文变化,反映了立法过程中围绕这些关键问题的思想交锋,体现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转型发展的需要要的积极回应。但是,这部立法在支持民办图书馆发展等方面仍有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制度予以完善。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互促发展研究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价值取向上一致,在内容、功能、平台等方面互补,两项工作也有互促发展的需求。民族地区推动两项工作互促发展,存在着资源丰富、平台多、政策好的优势,也存在着协调难度大、文化差异大、经济欠发达等难点。湖北省来凤县的例证说明,创新体制机制、走群众路线、以文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是推动互促发展的好经验。

图书馆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架构

图书馆法调整的范围包括政府、公众、出版者、作者、捐赠人、资助人、信息服务商与图书馆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参考国外图书馆立法的经验,我国在构建图书馆法立法体系时可以考虑制定“国家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和出版物缴存法。

论《全民健身条例》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推进

《全民健身条例》是国家首次对全民健身工作进行的专门规范,表现出国家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阐述了《条例》是国家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中根据发展诉求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归纳和分析了《条例》有关公共体育服务的各方面制度内容,揭示了《条例》在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方面表现出来的各种鲜明特点,提出了创造性地开展《条例》实施工作、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制度化发展的有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