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困境、功能定位及优化进路

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的耦合连接在造就金融市场“新格局”的同时,也会生成新型市场风险、冲击传统金融监管体制,进而引发“新秩序”的思考。当前立法的时滞性与监管的“运动式”表现致使金融科技规制步入粗放型窠臼,立足完善金融高科技治理体系的时代要求,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话语地位逐步提升。金融科技伦理以其发展性、适应性、回应性等制度功效因应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现实需求,然而趋向普适性、软约束、碎片化的规范供给样态已然成为制约金融科技伦理效能发挥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困境之破解应在功能界分指引下,厘清伦理治理运行的制度载体与价值逻辑。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现代化规制框架的建立既要在风险预防性目标下完善伦理治理体系化建设,也要在治理相称理念下推动程序运行机制的法治化转换,更要着眼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伦理治理的协同合作,促进与企业合规自律的相向而行。

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意涵与完善路径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初步建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保障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要选定合适的实施主体,扩展参与主体覆盖面,确保风险评估程序规范,健全监督倒查机制,从源头治理社会风险,确保行政权力规范行使,提高决策民主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保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完善路径——以现代商法思维运用为视角

在界定现代商法思维基础上,对保理合同的金融商事属性作了辨识分析,并结合《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制度创新及实施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尊重保理业特殊规范性,运用现代商法思维予以解释论和立法论路径的进阶完善:针对保理合同适用主体、票据债权可否为保理标的、“将有债权”认定标准、保理融资利息/服务费等提出了商法解释论路径的解决之道;针对无保理商资质要求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出通过典外立法(特别商事单行条例)对保理商的金融主体属性、业务监管予以立法跟进,促其有良法可依,以更好防控风险、合规运作、稳定交易预期。

金融法视阈下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规定了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正在为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虽然行政和解暂未形成理论共识,但金融法视阈下行政执法和解的实践已然先行于理论。针对金融风险处置和证券期货领域中的金融纠纷,行政机关在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下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借助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私法化手段采取的行政执法和解措施,可有效化解纠纷且实现各方获益的经济及社会效果。通过对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解措施的实践检视,提出以各方均可获益作为启动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前提,通过举证责任的倾斜、“自认”的可适用性与行刑衔接的合规机制相结合,将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治理

当代中国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将长期存在,但受国内外风险因素叠加影响,这种紧平衡态势很可能因某种因素突出而被暂时打破,粮食短缺局面将持续数年时间才有可能恢复到紧平衡状态。国内外风险挑战目前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显性耕地数量质量仍齐降,隐性耕地有遭毁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有加重趋势,病虫害呈现频发态势;农民种粮意愿仍继续降低,“非粮化”压力偏大;粮食贸易的不可控性大增,全球供应链频繁遭冲;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有短板,乡镇村社能力较脆弱;粮食购销风险隐患顽疾多,数量质量须持续关注。此外,水资源供需矛盾持续凸显、育种全链条创新明显不足、农机研发及应用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化肥农药物品投入强度高但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数量不足和素质有待提升、粮食隐形浪费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甚至有反弹风险、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居民消费提档升级需求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这众多风险挑战中,国内因素应对风险准备不足是最重要因素。防范粮食安全保障风险,既要有底线思维以保最基本民生,又要有目标追求以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围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总要求,具体治理建议是:贯彻落实好《粮食安全保障法》,以宪法为中心完善粮食安全法体系;全方位夯实粮源汇集之根基,持续巩固多渠道稳定汇集粮源能力;全方位提升粮食供应之能力,畅通粮食保供环节“最后一公里”;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之屏障,明确把粮食安全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企业委托贷款制度的理论反思及其功能化构造

企业委托贷款制度是企业融资创新与金融监管政策结合的产物,商业银行在委托贷款制度中的角色定位既有监管属性又有代理人特征。商业银行在金融法与民商法中的二元定位为委托贷款法律关系的厘清造成了混乱,不仅未能发挥更好的监督能效,而且引发了不容小觑的金融风险。因此,规制委托贷款需要从民商法与金融法结合视角,通过厘清委托贷款中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内外部法律关系,合理安排委托贷款法律关系各方权利格局,实现商业银行民事责任的归位与强化,以维护主体间利益平衡。推动委托贷款立法与司法规制系统适配,行政监管与金融司法协调互补,以促进委托贷款理论革新与制度优化,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制度目标。

“刑法观”概念何以证立与发展

刑法观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创设的一个本土化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刑法观理论相关研究的整体态势是由盛而衰,即“逐渐繁荣—竞相争鸣—理论淡化—背景式适用”。我国刑法观概念的发展过程,存在主观化过剩、客观化不足、概念不明确、理论定位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刑法观理论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发展。刑法观概念,应是对刑法基本问题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把握,并兼具刑法哲学和刑法方法论的属性。在回应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多地抽象出刑法观概念的基本内核,进一步明确刑法观概念的理论任务,剔除其中不符合基本标准的刑法观概念,推动适格刑法观概念的共识达成和持续发展,以助力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发展的自主体系构建。

论数字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风险体系化治理

数字社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一些超出社会预期的新型社会问题,但由于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法学研究逐渐无法在传统理论范式中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释放了数据的经济价值后,传统法学研究逐渐开始向数字法学研究转型。不过,在转型过程中,数字法学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频繁遭受质疑,被认为脱离法学学科固有的研究体系。但从数字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该类研究始终是以法律关系为重心,技术原理等跨学科知识要素不过是研究过程所必要的论据,这也是数字社会治理问题所固有的特性。并且,在现行数字法治体系趋于完善的背景下,数字法学研究范式也从最初的个体性风险预防转向风险的体系化治理,并借由分级分类治理、全生命周期治理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等基础研究范式,完成数字法治体系内的规则衔接和义务协同。

我国金融稳定法治建设的困境与改进之策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向我国金融市场传递广泛而复杂的风险,尤其在科技赋能金融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复杂性、传染性、技术性和突发性,对金融稳定法治工作提出新挑战。目前,我国金融稳定法治建设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上仍面临困境,包括金融稳定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分工不恰当、金融司法质效不突出。因此,我国应加强金融稳定立法工作质量,顺应时代发展,补足立法漏洞,提升立法灵活性与系统性;推进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发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指导作用,压实地方机构金融监管职责,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升金融司法能力和水平,积极审查并准确适用金融类规范性文件,破解金融司法救济难题。

从救济到防控: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理论逻辑与本土建构

数据利用同数据安全间的张力催生了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出现,该制度设计不仅可保障数据相关个体以及有关监管部门在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后及时介入,亦会反向促使义务主体不断更新数字密码技术手段,完善数据加密等安全保障技术。但目前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本土建构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需以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底层法理为逻辑原点,立足于反身法理论对该制度加以革新,构建数据控制/处理者—监管机构—个人的介入路径以形成数据安全的半自主社会系统,最终提供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

人工智能绘画的版权风险与应对思考

随着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AI绘画技术日趋成熟,AI绘画软件也逐渐被投放到应用市场中。人工智能绘画为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版权风险。人工智能绘画的版权风险主要包括在利用海量图片训练时,可能产生侵犯原作复制权和改编权的风险;生成画作后,可能产生侵犯复制权、改编权、网络信息传播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风险。为应对模型训练阶段可能带来的版权风险,国家应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并加强对AI绘画软件研发机构的监管;为应对生成图片后可能产生的版权风险,法律应适当肯定基于强人工智能模型的AI绘画画作的可版权性,使用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让人工智能绘画在版权领域带来更多的正效益。

风险社会视域下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意蕴与制度实现

医疗活动始终与风险相伴。社会保险正是基于风险防范与分担的理念而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兼顾患者权益保护与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医患关系。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推行过程中,存在医疗责任保险强制性不足、保险责任主体涵盖不全、对应性不足以及保险费率缺乏精细、全面统计等问题。立足国家当前相关法律、行政规范以及各地探索实践展开分析,指出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推行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强化医疗责任保险的有效对应性,合理设置保险费率,以期有效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风险分担能力,保障患者权益,有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规制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交互行为有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并将类人化行为中部分数据交互和生成行为进一步拟制为刑法所规制的危害行为。但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创设的刑事风险种类多样,包括法益侵害、数据泄露、数据滥用和算法技术滥用等风险。面对这些新型风险,刑事规制手段应当立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机制,以刑事合规和相关法规范为主要措施进行规制。文章认为,应主要从数据风险预防和数据安全风险处理两个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并加强相关法规的效力。

债权人保护的公司法逻辑——以行为法的功能缺失与组织法的功能填补为视角

公司债权人面临不同于其他类型债权人的特殊风险,主要包括内部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逃避债务的风险,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信号成本及内部人不法侵害的风险,公司行为负外部性扩散的风险。以合同法与侵权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法规则主要聚焦于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补救,难以实现对公司债权人特殊风险的有效预防;行为法还受制于公司独立人格、相对性原则的法理闭环,难以实现风险发生之后面向内部人的责任分配。公司法需要从组织法层面为债权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风险预防与责任分配手段。此外,具备议价能力的债权人如欲获得更具针对性、更高层级的保护,须与公司进行合同约定,此时其约定权利的效力与边界,仍仰赖公司法厘定。据此,可归纳公司法保护债权人的三个基本功能即组织法的风险预防、组织法的责任分配、组织法与行为法的交互。行为法与组织法保护债权人的功能顺序是:行为法自治→组织法风险预防→行为法责任分配→组织法责任分配,由此构成和谐融贯的公司债权人保护体系。此体系不仅可为公司债权人保护这一难题提供一套完整自洽的立法论解决视角,而且可以裨益司法实践关于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阐释与适用。

法经济学视域下数字平台算法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数字平台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数字经济持续提升。数字平台利用算法工具对用户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便利用户生活,提高生活品质。但算法在智能化与平台控制下可能会超越技术工具范畴,引发隐私侵犯、信息茧房、算法歧视和算法垄断等法律风险。数字平台仍处于市场之中,受市场秩序的规制,因而运用法经济学理论更能准确把握数字平台算法风险成因、危害和法律规制的效果。防治数字平台算法风险,健全平台算法法律规制,需要从完善“数字人权”机制、建立算法审查机制和设置算法管理与追责机构三方面来实现,以监督数字平台合法运营,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影响医疗纠纷处理方式选择的法律思考

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对医疗行为实施者和患方的生命健康权保障具有现实意义。经过对医疗机构、律师事务所、居民进行质性访谈和社会调查发现,患者知情同意权、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证据及证明责任等问题的认定是医患双方共同面临的法律问题,法律效力、效率、赔偿数额等法律因素也同时影响了各方对医疗纠纷风险分担方式的选择,而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将形成不同的现实效果,如何合理选择法律手段来化解医疗纠纷,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无规则极限运动的刑事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无规则极限运动虽然是小众运动项目,但观众众多、收益颇丰、话题火热,伴随着极高的生命安全风险,还会引发安全和自由的底层价值争论。根据目前扩张的刑法教义学理论,自陷风险、自我答责、可容许的风险和社会相当性均不能一般性地正当化无规则极限运动,因此,必须根据主体的不同进行审定。参与者本人以及竞争者、赞助商、直播平台和观众都可能因为不当行为而面临刑事指控的风险。然而,由于个别审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经验表达,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实质上,这是因为极限运动本身涉及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针对其刑事风险规制,当前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可以完成风险实现后的问题解决,但并不能完成风险预防的任务,需要结合前置法的法律完善和凝聚行业力量,建立安全共识,两者也能促进司法上刑事认定的精细化,保证刑事法律的安定性。

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现状及路径探索

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但国情不同,不可生搬硬套。目前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已经开始,相关法规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后又出台《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以及各地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但如何围绕国内企业建立合规反腐败机制,仍是当前有关部门以及企业自身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可尝试以下几条路径:基于反腐倡廉提高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地位;加大力度推进企业合规反腐的本土化法治建设;基于企业合规反腐加强合规风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