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中的如实告知义务研究

如实告知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关于我国保险法的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告知范围、履行期限及判断标准,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有争议,因此深入研究如实告知义务对解决纠纷,平衡双方利益有重要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 ,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论文从诉讼规律出发 ,结合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探讨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问题。作者否定了“客观真实”说 ,对“诉讼真实”、“法律真实”说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作者提出了两条思路 ,一是沿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既有表述 ,二是改采“排除合理怀疑”的全新表述。论文还对其他刑事证明标准的再造进行了研讨。

从塔尔斯基转向看公理化真理论

塔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是逻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带来了真理论研究的塔尔斯基转向:在研究基础上,发生了从本体论或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在研究动力上,发生了从揭示真之本质到克服语义悖论的转向;在研究主题上,发生了从研究真之本质到研究真之规律的转向;在研究进路上,发生了从下定义到公理化的转向。公理化真理论是在塔尔斯基转向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真理论。理解塔尔斯基转向是理解公理化真理论的一把钥匙。

试论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与一元制

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价值评判和利益衡量以及要件事实与行为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决定着立法者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和规定。"法律真实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以此指导司法实践也是有害的,因此,应当坚持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一元制。

论民事证据理念的转变——兼谈民事诉讼证据新规定的发展

与此前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相比 ,证据新《规定》有了较大的发展 ,我们的民事证据理念也应当有相应的转变。树立法律真实、私法自治的理念 ,全面正确理解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实质。引入高度盖然性原理与法官心证原则 ,采用直接、言词证人证言方式。

回归自然语言逻辑的本体论承诺——从存在的外在矛盾和在者的内在矛盾说起

作者认为,自然语言逻辑的本体论承诺是范围最广泛、最具实用价值的关于“在者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回归这种本体论承诺,就是既承认存在的外在矛盾,又承认在者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形式逻辑“是非”矛盾命题之异真值规律的理论依据,后者是内容逻辑“正反”矛盾命题之同真值规律的理论依据。基于此,作者提出了集逻辑形式否定(!)与辩证内容否定(～)于一身的关于性质判断一切矛盾关系的“否定方阵,”由此从根本上拓展了现代逻辑核心理论的研究范围。

翻译之道:在“求真”与“务实”间平衡

"忠实"是单维面向原文及其意义,顾及的是静态的翻译,忽略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客观表现及其诉求。尽管传统主流要求"忠实",但偏离原文而迎合读者等社会需求的做法大量存在,这是客观现实和"忠实"难以包容之处。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的原理,翻译之道是在"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这一理论认识能够对传统的翻译实践进行比较客观合理的描写,也能够对当下和未来的翻译实践以合理的规约。

作为“真理”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恩格斯的“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一论断中,“科学”(Wissenschaft)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这一论断中的“普遍规律”也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及其“普遍”性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要描述和表达的“运动”是“辩证运动”。“辩证运动”作为一种自身内含矛盾的、能动的和表现为“否定的否定”形式的运动,由于具有“自因”性、“无条件”性以及“绝对的必然性”等特点,因而具有“真理”性。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学问。作为关于“辩证运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所以具有“哲学”性,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关于“真理”的逻辑的理论表达。

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的思辩——以德、日民事诉讼为中心

辩论主义自创始以来,在德、日两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日本在二战前后对辩论主义的本质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德国在社会民事诉讼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否定辩论主义,提倡协同主义的倾向。今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引入释明义务法律观点指出义务、真实义务已是大势所趋。

英国诽谤法的抗辩体系:传统构造与最新发展——以《2013年诽谤法案》为中心

诽谤法中的抗辩事由发挥着调和名誉权和表达自由、保护冲突的重要功能。为了适应新时代表达自由的保护要求,2013年英国通过了诽谤法修正案,而抗辩事由的成文化和体系化是其重要内容。新诽谤法设专章规定"抗辩",将存在于普通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公正评论、雷诺兹特权等抗辩事由成文化并赋予新的内涵,扩大了1996年诽谤法免责特权的适用范围,并增加了两种新的抗辩事由。英国诽谤法形成了包括真实性、诚实观点、公共利益、网络运营者抗辩、学术评论抗辩以及报道免责特权六种抗辩事由的完整体系。

浅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 ,而证明标准则是衡量证明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要求 ,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在介绍国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解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也谈环境伦理学“真理化”的批判——公共领域的环境伦理问题研究之一

有学者撰文对环境伦理学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浪漫主义、西方主义、虚无主义的化身;在法学界,其"真理化"倾向比较严重,使环境法学者脱离社会现实,不利于中国环境法律建构与环保实践。笔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并没有"真理化"的自我标榜,其本身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论证逻辑方面,"自然主义谬误"问题的消解补充了其逻辑缺陷;在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日益凸出的背景下,环境伦理学促进了环境法学由"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转变。同时,在环保实践方面使人们学会了"伦理生存"。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王安石融合儒道,将道家的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建构起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政治哲学,为儒家政治宪纲作出理论论证。王安石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表现出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同时又区分了"生"与"性",力求做到"为己"与"为人"的统一。如果说程朱还只是中世纪的思想家的话,那么,王安石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近代。王安石的政治哲学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天道本体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主要是为儒家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形上依据,而没有或无法为儒家的仁学奠定理论根基。他虽然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但认为一般的百姓只知"生",不知"性",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王安石的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古代。

国际刑法视野中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但这种基于恢复性正义理念,试图兼顾"真相"与"和解"两大目标的"创新"国际刑法模型却并非无懈可击。相反,从国际刑法视角检视,这一模型的理论前提预设、要素构成与运行实效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与冲突,并未根本解决南非种族隔离终止后受害人对于历史真相的渴求,也无助于消融现实中不同种族所面临的"实质隔离"。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创造的观念

以独特创新为要义的艺术创造观念始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并从一种艺术价值观转化为具普遍示范意义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创造性的标准在于独特与新颖,并具体表现于所指层面的观念创新与能指层面的艺术语言创新。艺术创新与美并无必然联系,创新并非美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创造乃起于西方并盛行于现当代艺术与文化界的独特观念,而非人类艺术必然、唯一与普遍的审美与文化追求。创造乃人类文化活动环节之一,唯创造与承传、吸收相济,方可构成健全文化景观,故而以呈真与法道为要义的艺术观正可成为对创造艺术观之必要补充。

刍议治安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历来是诉讼法学界研究证据问题的重点,近年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发生了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衍生了多元化证明标准理论,这也是治安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多层次证明标准理论主张根据案件和证据的性质特征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治安行政案件中实行多层次的证明标准有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阿多诺的“反艺术”与庄子的“法天贵真”

阿多诺与庄子所具有的“反艺术”倾向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及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密切相关。通过否定现存艺术从而实现理想艺术是他们共同的艺术诉求。凌乱破碎的图景与虚静物化的状态是他们达到理想艺术的途径。

论宪法学视野下的知情权

学者们对知情权的认识不尽一致,知情权既具有公权的性质又有私权的性质。目前知情权已经演变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是民主的要求与监督的手段,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前提,我国有关知情权法律缺失的现状必须改变。

重法禁治虚瞒谎报现象的思考

官吏虚瞒谎报是官僚政治的共相。然而,自古以来,严密的考绩制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对于重法禁治虚瞒谎报现象,须从中国礼仪化政治的话语体系这一角度来解析。其基本含义是指:在辽阔广袤的国土上,依靠传统的信息工具实现真正的社会控制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历来更注重的是礼仪上的统一和礼仪上的服从。在这种礼仪化的统治之下,人们真实的利益行为和真实的关系,只要获得礼仪上的说明即可通行。从这种礼仪化的政治形态出发,将整个吏治考绩作为一个话语体系,可归纳为三性:伦理性、权威性和附从性。中国治吏,制度不可不谓精细,设备不可不谓先进,组织不可不谓严密,其难见成效的原因,在于缺乏民主建设。不改集权政治,不改趋潮话语方式,而想尽百计求除去虚瞒谎报现象,乃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