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

产能过剩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且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新《环境保护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抑制过度投资影响产能过剩;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长期价值,而不能提升企业短期价值。

不同成熟期哈密瓜坚实度变化规律及相关性研究

坚实度是哈密瓜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为了研究哈密瓜成熟期坚实度的变化规律,结合试验条件,对2种不同成熟期的哈密瓜质量、纵横径、坚实度等指标进行测量,研究不同品种、不同成熟期、不同原始光谱、不同检测部位哈密瓜的坚实度指标变化规律,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结合高光谱技术建立哈密瓜不同检测部位坚实度与成熟度的预测模型。试验建模结果显示,赤道阳面部位的模型相关系数:校正集相关系数Rc=0.982,预测集相关系数Rp=0.832;赤道阴面部位的模型相关系数:Rc=0.889,Rp=0.878;果脐部位的模型相关系数:Rc=0.626,Rp=0.821。结果表明,哈密瓜坚实度指标的变化规律与成熟度具有相关性,且不同检测部位的坚实度值存在差异,赤道部位检测结果优于果脐部位。此研究结果为确定哈密瓜的最佳采摘期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法律科技重构法律服务市场

21世纪,法律科技已经进入司法领域,并成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竞争的基本生产要素。本文实证考察法律科技对法律服务市场和法律服务模式的影响,揭示法律科技作为生产要素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已经从效率提升的应用辅助演变为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数字驱动力。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关注法律科技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律师事务所的冲击和变革。研究发现:一是法律科技冲击传统的法律服务行业;二是法律科技推动律师事务所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变革;三是法律科技将重构法律服务市场。上述发现有助于厘清法律科技与法律服务市场融合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法律职业伦理基本理论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依据。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律师事务所成为法律服务行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管理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效益和法律服务质量。为此,指出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分析了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的相关解决对策。

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法律职责配置

中介机构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功能正普遍受到强调。在综合借鉴境外实践基础上,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保荐人牵头责任"模式,然而在审查范围、尽职标准、责任划分上问题不少。律师事务所的特殊性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中介机构与发行人/上市公司之间,宜坚持连带责任原则,但应明确前者的免责事由;在各中介机构之间,独立判断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及区分责任或是更好的选择。

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寻——以恩施州利川市律师事务所参与乡村治理为例

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和优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的涵括共同目标、共享资源、共通价值的认知维,具有网络联系方式、网络联系对象、网络互动强度的结构维,以及容纳信任、互惠规范、义务与期望的关系维,是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和优化的一个有效范式。总体审视和案例分析都表明,目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认知缺位、结构不良、网络不全、联系不紧、信任弱化、规范欠缺的困境。走出困境、优化治理、实现善治,需要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总要求以及认知维、结构维、关系维相联动的路径,着力再造乡村社会资本。

互联网企业规模与成长是否遵循Gibrat定律——基于2008-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的高速成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基于2008年至2012年国内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互联网企业成长规模分布,检验我国互联网行业是否遵循Gibrat定律,即企业成长是否独立于规模。结果发现:(1)互联网企业成长规模呈对数正态分布,整个行业结构呈现"寡头主导、多种形态企业共存"的局面;(2)互联网行业不遵循Gibrat定律,互联网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其成长率与期初规模存在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规模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之一,但仍需深入探索融资、营销等诸多因素对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生产率、规模对企业成长与规模分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基于1998—2007年中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8—2007年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相关数据,基于Gibrat定律的研究框架,本文分析了生产率、企业规模对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成长及其规模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规模与成长之间并不遵循Gibrat定律,企业规模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产率对企业成长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2)企业规模的扩张会带来平均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行业集中度的上升,使得企业规模(对数)分布更倾向于偏离正态分布;生产率的提高在推动平均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会带来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使得企业规模更趋向正态分布。(3)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企业年龄、产权特征、地区差异以及出口需求等因素对此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分类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成长及其行为不仅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成长及其行为特征,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产业组织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其背后的市场结构特征。这为推动我国工业企业成长、促进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中国企业规模与年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3～200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与成长的关系不符合Gibrat法则,即规模并不是独立于成长的变量;(2)总体上,规模对于企业成长有正面影响,规模越大的企业成长率越高;(3)年龄对于企业成长有负面影响,年龄越大的企业其成长率越低。本文基于各细分行业的研究样本进一步发现,规模和年龄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有所不同。

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

本文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因素引入法与金融学理论模型分析得出,由于投资者关系管理起到了提高投资者知情权的作用,有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障,故应促进公司治理水平与业绩提高。然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对公司市场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公司治理水平、会计业绩均无显著影响。本文认为以下两个因素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结果的差异:第一,我国上市公司从事投资者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融资,对流通股股东利益并不太关心。第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法律机制的缺陷,造成了流通股股东“以脚投票”的决策无法有效地影响上市公司“以手投票”的机制。故要发挥投资者关系的作用,唯有协调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引入“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机制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

法律环境、政治关系与家族企业价值:基于法与金融的实证研究

从法与金融的基本观点出发,以2005年中国沪深两市中的家族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制环境、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健全的法律环境能够为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并有效提升家族企业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环境提供的投资者保护供给不足时的替代性机制,政治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

理性认识法治理想

"依法治国"的口号在我国提出已有二十年了,但随着多年对"法治"深入研究与冷静地思考之后,人们对它的热情似乎有所减弱,甚至有些人迷惘起来,因而有些法学家提出了"不要迷信法治"的口号。这说明我国人民对"法治"的认识已进入理性阶段,从盲信中走了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因此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由信仰转为疑惑,甚至有点丧失信心。"法治"决不仅仅是一个理想,而且是一种现实,它的实现的确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方面,其实现过程也会遇到许多障碍,但显然,它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优于其他,而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有希望创建一种更有特色和更美好的"法治"状态。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之而奋斗。

律师事务所办公信息系统设计

在介绍开发律师事务所办公信息系统必要性的基础上 ,给出了系统的应用需求分析 ,并提出了系统的设计目标。针对该目标 ,结合律师事务所的具体业务 ,详细讲述了系统功能模块的划分 ,最后 。

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模式窥探——以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五化模式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入世后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在"与狼共舞"的同时,也遭遇了发展困境。从规范层面上看,法律和规章对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限于在法定范围内推选,以及律师事务所设立主体严格,禁止其他社会资本的进入,为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化管理设置了障碍;从现实层面上看,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滞后,管理薄弱,业务单一化等,与此同时,律师抱有"各扫门前雪"的观念,团队协作意识较弱,使得律师事务所不能形成专业化、团队化的发展态势。鉴于此,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顺应国际潮流,率先在全国提出公司化管理、信息化服务,团队化运作、专业化发展、产业化经营的"五化"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浅议合伙律师事务所长效机制的构建

合伙律师事务所运行中存在缺少专职的高级管理人才、缺乏发展基金、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关系松散等问题,构建合伙律师事务所长效发展机制必须从完善律师保障机制、加强律师素质教育和建立律师执业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

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现行破产法和司法解释对破产管理人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清算事务所、清算组以及具有专业资质的个人可以担任破产管理人,这些机构和个体的数量远远超过我国企业破产案件的数量,这就必然导致各主体在破产管理事务中处于竞争状态。破产管理事务始终以法律事务为主导,律师事务所以数量众多、专业性强、规范发展和充分准备等独具比较优势,因而应当成为破产管理人的领头羊。

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处罚效应吗?

在环境信息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已经被查出违法违规的企业一般会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一是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挽回企业形象,二是披露较少的环境信息以免再次受到处罚。但究竟会采用哪种披露行为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选取2005—2006年和2009—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政策变更为研究背景,检验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违法违规被查处后环境信息披露的差异。研究发现,相比于政策变更之前,违法违规的国有非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增加,而国有重污染企业则会减少,该作用在监管距离较近时更加显著。

融通与碰撞:大湾区建设中的区际法律服务合作

区际法律服务合作不仅仅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进程,而且还是大湾区配套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开掘利用大湾区内多样化的法律资源,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促进区域性纠纷解决中心的形成。未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区际法律服务合作必然会由单向市场开拓朝着双向业务合作深化和过渡,而制度碰撞与跨域监管问题将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

技术创新协同、法律服务与我国企业国际化

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深入分析技术创新协同、法律服务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协同显著地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法律服务并非单调地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而是提高法律服务先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起到负向影响,到达某一临界点后再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些结论并没有随着制造业企业出口选择、出口总额和出口概率的变化而变化,而技术创新协同和法律服务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太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