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复合之诉,关于其方向性却贯彻了旧给付之诉说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理解为与第三人主参加之诉同义的第三人执行参加之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民诉法解释》第305条根据被执行人是否反对案外人异议确定其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的畸形规定。如果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特点的复合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如果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学说采除已被历史抛弃的旧给付之诉说外的其他学说,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作为被告,但基于防止矛盾裁判、一次性解决纠纷等司法政策的考量,应强制合并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

隐名股东排除强制执行的类型化研究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法院应考察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获得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享有欠缺对抗效力的股权,未经公司认可的隐名股东仅能基于相应合同享有债权。在确定了隐名股东权益性质后,法院仍需诉诸更实质性的利益衡量。通过信赖原理与归责原理的互动,以及证据视角的引入,可以构建一个更具层次的效果评价框架。隐名股东的产生主要源于股权代持、股权让与担保和股权让与后未变更工商登记。应当在考察案外人是否系实际权利人后,权衡名义股东一般债权人的信赖合理性以及隐名股东的归责性,进而对上述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对债权人信赖与隐名股东归责性的判断系法律推定,因此可以被诉辩双方的反证推翻。

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与出路

执行难背景下,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忽视、相应救济渠道的不畅通都是导致被执行人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源。随着《民诉法》的修正以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出台,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民事执行程序,注重对被执行人权利保护,在目前执行惩戒措施适用混乱的状况下积极探寻保护被执行人权利的正当性,明确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剖析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困境,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提供破解方案与学理支撑,充分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

隐名股东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思维

基于金钱债权执行依据,执行登记于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往往因股权代持而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裁判此类案件基于对涉及隐名股东与执行债权人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衡量,融入具有主观性的商事外观主义、信赖利益等价值判断;为统一法律适用,有必要回归法教义学框架下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应有制度逻辑基础,即登记在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是否系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并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下形成裁判思维。因此,应明确法院裁判的基础是股权代持关系中的财产权归属,而非股权归属;在隐名股东因遭到执行债务人反对而对其提起确权诉讼时,应适用诉的合并制度解决隐名股东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确权诉讼。

论离婚协议中房屋给与约定的排除执行效力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夫妻一方基于房屋给与约定只享有债权。接受房屋给与方作为案外人基于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取得的债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应当在民事强制执行领域继续贯彻《民法典》确立的实现男女实质平等、保护妇女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基于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效果以及案外人生存权保障的因素考量,赋予接受房屋给与方享有的债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不过,应当严格把握接受房屋给与方享有的债权排除执行的构成要件,准确区分夫妻财产给与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内容,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反向打击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借用《民法典》规定的合法形式进行“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管辖法院

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是围绕特定执行标的物展开的,且与执行程序存在较强的牵连关系,故宜由特定执行标的物所在地的执行法院专属管辖,且无论特定执行标的物上是否存在轮候查封以及执行案件是否被委托、提级或指定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不与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或者说执行标的物所在地法院重合的一审法院、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作为执行法院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管辖的性质并不属于专属管辖。未来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以应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为首要标准确定执行案件的管辖法院,进而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管辖法院限缩为特定执行标的物所在地的执行法院。

《民法典》视野下“物权期待权”的代位行使——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则适用为中心

《民法典》第535条将债权人代位权客体界定为“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为突破原有金钱债权之限制提供了解释空间,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亦可由债权人代位提起。不动产买受人行使“物权期待权”可充实其财产,且该权利又非专属于该买受人自身,故该权利可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不动产买受人的债权人无论是为实现自身的金钱债权,还是为非金钱债权,均可在不动产被查封时,以代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代位行使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民法典》就代位权行使效果的规定,是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均系金钱债权债务关系的典型情形而设,对债权人代位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无法实现有效的裁判规则供给。对此,应回归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为债权人代位权在这一诉讼中的嵌入适用提供更为周延的解释方案。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定位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缓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压力”为价值目标。但经后续修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在内容架构中难以体现、在制度发展趋势与价值实现路径间产生割裂,且因自身的模糊性、开放性,导致“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名不副实。因此,应通过善用人民法院书面建议权及限缩行政机关任意指派人员出庭应诉的方式构建行政首长应诉制度,以落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

诉讼实施能力初论

诉讼实施能力是当事人获取诉讼信息、进行辩论以及有效实施其他各种诉讼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不同于诉讼权利能力也不同于诉讼行为能力,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当事人本能、体能、智能和财产能力的总和,是当事人实质性的诉讼能力。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着诉讼实施能力的差异,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均衡当事人之间在诉讼实施能力上的巨大差异,有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改革的评价

2007年新《民事诉讼法》和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高法的司法《解释》和新《民事诉讼法》在规范执行异议之诉,建构其具体程序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原执行异议之中的若干缺陷仍被保留下来。为此,将要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的系统修改,应全面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是保障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不受侵害的重要制度,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目的在于全部或部分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或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我国现有的异议之诉的立法缺陷在提出异议之诉的主体、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审理结果、对异议之诉的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有体现。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程序价值全面认识之后,应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给予全面的保护。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及程序设计的具体建构

在行政诉讼中,对调解进行制度性设计是一个宏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吸纳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又要兼具行政诉讼程序体系的独特个性,既要吸收域外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又要兼顾我国传统的诉讼心理、诉讼习惯和诉讼模式。

论执行程序中的抵销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十九条对执行程序中允许抵销的情形进行了严格限制,违背了实体法上抵销制度的基本原理,有违当事人权利保障之平等性。在执行程序中,抵销权的行使不以主动债权须经过裁判确定为前提,亦不以相对方的认可或同意为条件。但执行程序中的抵销不能直接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和债权人的强制执行请求权,合理的救济程序是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且前诉判决之既判力对执行程序中抵销权之行使不具有遮断效。在现行制度下,被执行人只能通过另诉方式主张抵销债权,但在程序机制的处理上,有必要使该诉讼与实体法上的抵销制度以及中止执行制度结合起来,以便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论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双轨制”选择下的被执行人实体救济

关于执行和解争议的救济方式,《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另行起诉的“双轨制”救济途径。作为被执行人最终的债权履行方案,无论是恢复执行原执行名义抑或继续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都取决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撤销或者解除事由。上述问题均属实体问题,故应赋予被执行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关于诉讼途径的选择,鉴于《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已肯定另行起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我国缺失的现实,进一步完善另行起诉应成为对被执行人实体救济的首选方案。从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特殊性出发,另行起诉也可达成停止对执行名义强制执行的效果;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双轨制”选择,另行起诉能够周延地覆盖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对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归纳并不全面,在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方面,表述也不明确。对此,应将执行当事人就解除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情形纳入其中,并明确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走向的影响。

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的证立及其构建——以《民诉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展开

《民诉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允许债务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提起确认债务不存在之诉,也应肯定债务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权利。由此可以证立我国在立法上已有债务人异议之诉。我国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可以构建如下:对有既判力的执行依据,被执行人以妨碍或者消灭债权等发生在前诉法庭辩论终结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的,其有权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被执行人以前诉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存在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的,其应当通过申请再审等程序解决,当事人行使抵销权的除外。针对无既判力的执行依据,在执行依据生效前后,被执行人以债权不成立、妨碍或者消灭债权等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的,其有权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债务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缺失,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定位不明。以程序的方法处理实体争议问题,执行异议制度处于一种虚无状态,对第三人利益保护欠周,似有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过度保护债权人而忽视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保护之嫌。文章提出必须坚持程序救济和实体救济并重,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执行救济制度的应有功能。

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初探

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代是不存在行政诉讼的,但是,如果把"民告官"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来衡量的话,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法律不仅允许"民告官",而且方式多样。这种制度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础,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能够防范官吏滥用权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地位的稳定,客观上救济了百姓利益。当然,它与现代行政诉讼相比,还有多方面的区别。

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构造及其路向——以原平县交警与华阴市法院“执法碰撞”为例的展开

现行法律规范并未为诉讼外化解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碰撞"提供直接的制度支撑。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宪法缺乏对处理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顶层设计,并且已有条款关涉的"伏势"制约机理,存在嵌入新场域的难度。经深入分析发现:当前权力的宪法构造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当下法治的现状并不契合,而且,当下我国已经具备构造诉讼外权力关系的基础与条件。因此,应当将诉讼外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宪法关怀的视野,并应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精神加以指引。基于此,进一步探究诉讼外行政权尊重司法权的限度,并提出通过架构诉讼外导向性机制,以确保诉讼外两种权能运转良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