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型绩效管理在公立医院“接诉即办”考核中的应用

以政府热线“12345”为载体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为提升医院对患者诉求的解决力度提出了新要求。医疗机构肩负着民生“七有”中至关重要的“病有所医”职责。为系统解决“接诉即办”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医院探索将驱动型绩效管理理念应用到“接诉即办”管理中。通过驱动型绩效管理在“接诉即办”考核中的实践应用,建立医院内部“接诉即办”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对医院各部门高质高效响应患者诉求、努力提高医疗质量、优化工作流程、强化医务人员人文关怀意识以及沟通能力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以“接诉即办”绩效管理改革驱动医院主动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诉讼形态

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圆满解决需要探求其特定的诉讼形态。合同效力作为实体性先决问题具有“偏本土性”,其在我国民事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角色承担。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传统处置,是根据合同效力之程序角色对应采取不同方式。当前,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肆意扩张与诉之合并形态的疏漏,是传统处置模式积弊丛生的主要根源。对此,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拉回至“诉讼标的—既判力”的认同之下,在对合同效力作“诉讼标的化”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根据实体法权利体系明确完整的诉之合并形态,是一条较为可取的模式重构之路。由此呈现的合同效力先决案件之合理诉讼形态,即是一个确认之诉与两个真正的预备合并之诉的搭配组合。这一诉讼形态本质上乃诉的合并制度的功能发挥,是对现有诉讼制度的“挖潜”。

仲裁案外人权益救济机制的立法展开——基于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修订和《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的协同考量

“虚假仲裁”等侵犯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21年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及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分别为仲裁案外人设置不同的救济路径。不同的救济路径背后是既判力绝对效和相对效理论的争论。伴随着仲裁机构“民间性”回归和对仲裁裁决效力认识的深入,仲裁裁决既判力应当坚持相对效。因而,应摒弃构建仲裁案外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申请不予执行等专门独立型救济机制,根据“侵犯物权型”、“虚构债务型”和“减少责任财产型”这三种可能侵害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挖掘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等规定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撤销权之诉、确认无效之诉、侵权之诉等非专门独立型第三人救济路径。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论行政诉讼中的“一行为一诉”规则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行政争议涌入法院,迫使法官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以指引行政审判的新规则。“一行为一诉”被视为重要的共识性规则之一,不仅契合行政诉讼“行为之诉”的审理模式,又可以纾解行政审判面临的审理难度高、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但“一行为一诉”规则在具体适用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缺乏相关法律规定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程序空转现象频发;规则例外情形不明,难以适应实践需要;审判理念僵化,违背诉讼经济原则。为了更好地发挥“一行为一诉”规则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增加“一行为一诉”相关条款,明确其合法性地位;统一规则适用标准,加强法官的释明与指导;明确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积极回应行政实践;强化争议解决功能,树立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审判理念。

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民事诉讼起诉受理制度的重构

裁判请求权是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的水 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上的起诉受理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 现,应当进行改革与完善。改革的思路是:取消现行的受理制度,将负责审查起诉的立案机构改为 民事案件登记性质的机构,将起诉条件改为起诉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式,将现行的起诉条件改为诉讼 要件,等等。

论宋代的民事息讼——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

宋代民事息讼在司法中运用之广、方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类型有:化解纷争的财产息讼、辨析伦理的人伦息讼、敦厚宗族的立继息讼、和睦家庭的婚姻息讼。在息讼中,宋代司法官吏追求民事诉讼的终结,采取了整体性的审判思维,灵活运用息讼方式化解各种民事纠纷。宋代富有特色的民事息讼方式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保护民事权利、缓解家庭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审执分离视角下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变革

在"审执分离"第二次改革浪潮背景下,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区分了实体性执行救济和程序性执行救济,确立了"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不过,经过实践检验,"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双阶结构带来了程序保障无法与权利救济相对称的现象。基于此,要深化"审执分立"改革,必须设立独立的执行裁决庭,在此基础上构建独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程序。

经由行政案例指导迈向行政判例法

判例法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两大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在我国,判例法能否采行、如何采行虽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设想却为判例法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行政法领域,判例法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载经典行政判例而展开学理分析,有助于夯实我国行政判例法生成的社会基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确立模式、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行政终局行为的可诉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应取消肯定列举式的规定,而采用由肯定的概括、否定的列举及例外三个部分结合构成的立法模式;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以及涉及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内部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有必要取消行政最终裁决,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武钢胜诉印尼反倾销案中的会计支持及启示

在对武钢胜诉印尼反倾销案的缘起、运作流程以及印尼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刚性规制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该案胜诉的会计问题视角,以规避、预警、举证、抗辩、降幅等应对国外反倾销指控为功能目标,构建了我国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内部会计控制机制,从企业战略层面及相应的制度配置上,为应诉企业快速响应、有效应对提供了会计支持。

对“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思考

齐玉苓案倍受关注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建立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期待 ,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宪政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齐玉苓案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不可否认 ,但称其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值得商榷。对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进行分析 ,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宪法适用的法律障碍。但以类似的司法解释为依据建立中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并不可取 ,我国应该选择以人大立法为依据的专门机关违宪审查模式 。

分界·分层·分流·分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转型的基本思路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方向仍然应当是司法现代化和司法专业化,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不是采取任何单一的价值取向或矫枉过正措施,而是要以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为标志实现社会进化,通过精密的分流装置,体现权限分界、职能分层、案件分流、程序分类的基本思路,从而在价值冲突中系统地重构我国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

特殊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探析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成为法学界的典识,但抽象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强制措施行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争议可诉性问题却少有探讨,这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英美法中的个人隐私保护

隐私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源于美国,然而奉行判例法的英美各国隐私权保护模式不尽相同。美国采独立的隐私权诉讼模式,由宪法发展和普通法创设推动;英国采传统的寄生性诉讼模式,其隐私保护相对滞后;加拿大采双重继受模式,在隐私保护上普通法和法典法并存。隐私权的普世性仅体现为对其基本价值的承认,而不存在抽象的、单一的隐私权保护模式。

侦查行为诉讼控制界域的思考

法律相对于侦查技术的滞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诉讼程序对侦查行为的控制也总会出现“合理”失控现象。侦听、截获电讯、电子监控、秘密录像或拍照、诱惑侦查等技术手段在我国侦查中已经常性使用,立法中应做出回应。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单纯发现案件事实作为立案的根据,但从发现案件事实到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侦查行为性质更接近于行政行为,将这一阶段的侦查行为完全纳入到诉讼控制界域,与诉讼程序的性质不符。

对实现行政诉讼法目的之具体法律制度的思考

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是有赖于诸多因素的。本文在适当借鉴外国相关理论基础上,从行政诉讼目的实现的具体法律制度方面对现行行政诉讼三个目的进行了探讨。

诉讼案件社会答疑制度研究

司法裁判活动越来越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围观,部分案件在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和司法公正方面极易引发公众猜测和质疑。构建诉讼案件社会答疑制度,可以及时和有效回应社会公众质疑,并具有弘扬法治精神、引导社会价值、提升司法公信、推进法治治理的重要作用。建议诉讼案件社会答疑限于在全国或某一区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答疑主体以人民法院为主,将主审法官作为重要参与者纳入,并可以联合其他权威力量;答疑方式应积极借助司法公开平台,通过庭审直播、微博、微信、裁判文书上网以及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同时,从信息研判、案件筛选识别、工作协调、发布处置等方面建立系统化机制。

我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评析

我国房屋拆迁中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探寻拆迁法治之路,应廓清立法观念,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将一定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审判领域。

析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当前，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现象已日趋严重，但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使得相对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屡屡被诉和司法监督的乏力形成的鲜明对比，应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