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建设与社会资源良性互动的英国经验——以“律师进校园”项目为例

作为新形势下英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实践形式,"律师进校园"项目极大地推动了课程建设的实效,提升了学生的公民素养。良好的运作模式、完善的市场策略、优质的教育资源是该项目成就卓越的原因。其成功经验为我国课程建设与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他山之石的镜鉴。

国家与社会组织对留学文凭的共同监管——以民国时期的汉密尔登文凭案为例

近代社会转型急需大量的法政人才,在国家与社会共同推动下,留学日本及欧美的法政学生激增,"野鸡大学"、"速成班"与函授大学大行其道,贩卖"汉密尔登"假留学文凭猖獗。近代国家采取多项举措应对,取得一定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假冒现象。国家授权包括律师公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参与监管,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前仅流于形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政府改变了以往"司法不党"传统,对律师公会进行了改组,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与积极性。在国家与社会对留学生文凭共同监管中,上海律师公会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关国家机关不仅切实地配合了留学文凭监管,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共同监管与治理中的良性互动,有效地治理了近代留学生文凭的泛滥与假冒现象。

法学教师兼职律师的角色冲突及其治理研究

法学教师与所在单位缔结的并非计件工资合同,也不是计时合同,不能简单认为法学教师只需要完成约定的基本教学、科研工作量即可。作为教师,首要任务是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做兼职律师必然会压缩服务于学校的时间与精力。教师身份和兼职律师身份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律师法》两次修改均引发了法学教师能否做兼职律师的激烈争议。2007年《律师法》修改时将法学教师可否做兼职律师这一问题交由所在院校、科研机构决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由此,法学教师所在单位有权准许或者禁止法学教师做兼职律师,并设定法学教师担任兼职律师的时间、程序等限制性条件。

何谓好的法律教育

首创于哈佛法学院的兰德尔教学法,在法律教育领域风行数十年,沾染了兰德尔本人的古怪个性,主张图书馆是法学院的心脏,主张法科师生必须全神贯注于馆藏书籍,忽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或者对于庭审活动的出席观摩。这种教学法对于一流法学院的人才培养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令美国法律教育死气沉沉。庞德所谓"行动中的法律"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漂亮说辞,哈佛法学院充其量是在关注图书馆里的"行动中的法律"。法学院应该类似于一种得到升华的律师事务所,应该转变为律师学院,应该直面律师生活的实情,应该关注近在咫尺的法律实验室亦即周围的法院,应该恢复古老的学徒制传统,应该要求法学教师具有一定年限的实务经验,以便培养出能够适应经济危机时代的职业法律人才。

校企合作的判例分析与律师建议

校企合作需要法治保障,对204件涉及校企合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分类统计和对比分析发现,目前校企合作领域存在合同不规范、忽视学生权利、知识产权约定不明、权力寻租等问题。因此,从律师的角度提出,校企合作过程中应该聘请法律顾问、加强监督和预防;明确企业方投资的性质以及约定协议到期后企业投入资产的处置问题;协议载明对于联系方式变更、联系人变更等情况导致无法联系出现问题的处理;约定纠纷解决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加强法律、法规、党纪、党规的学习,提高管理人员的自律意识等针对性的法律建议。

走到十字路口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

本文介绍了日本借鉴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建立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和新司法考试制度的背景、理念,重点阐释了日本法科大学院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对新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与旧有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日本制度和韩国的制度改革作了比较法上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看法。

韩国的法学教育及律师资格考试改革

韩国最近开设的法科大学院和即将实施的新的律师选拔、培养制度是韩国法律界的一大革新。在大陆法系色彩强烈的韩国法律体系里,能否成功地建立起美国式的法学院制度和律师选拔制度备受关注。尤其是韩国的法学教育以及司法改革制度,是在没有充分的协商和准备的基础上出台的,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争议,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补充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