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比较与实证：律师讯问在场权透视

现有研究对于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比较法考察缺乏规范层面的具体细致分析,更忽视了该权利运行的实际状况。律师在场权与其他讯问程序中嫌疑人权利保障手段的关系、律师在场权是否可以放弃以及实际实现的程度在各国都有较大的差异。影响律师讯问在场权构建与实现的主要因素包括:司法传统、口供依赖以及程序环境。深入的比较法考察对于我国制度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我国尤需考虑两大问题:当前能否以律师在场权治理刑讯逼供以及确立该制度时模式的选择。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实证研究报告

对五个省看守所的调研发现,总体上看守所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相应的职责,比如保障律师会见权、讯问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三个月以下的短刑犯执行刑罚等直接与看守所相关的条款,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循与适用。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来看,看守所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现有成效只是良好的开端,许多间接相关的条款,比如保障民事权利、法律援助等,甚至是看起来与看守所执法无关的条款,比如录音录像、非法取证的固定取证等,都有必要继续研究,拓展看守所的相关功能,创造条件予以适用,真正、完整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与文本规定。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诉讼法角度抑制酷刑对策论纲

刑讯逼供是我国酷刑行为的典型存在方式,所以,遏制刑讯逼供是消除酷刑的关键环节。遏制刑讯逼供,要深入研究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原因。现阶段应当进一步确立无罪推定等诉讼原则,确立物证本位主义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在场、讯问时录音录像等相关制度,加强诉讼行为理论研究,构建程序性裁判机制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控制,为消灭酷刑这一国际义务做出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薄力。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在场权的功能预测与制约因素

在场权的功能主要有遏制刑讯、保障口供自愿性、提高嫌疑人防御能力和律师辩护能力、防止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等。现阶段的在场权试验及将来确立的在场权,能起的作用可能只是防止翻供,这将与改革初衷背离。现阶段及将来长时间内,确立在场权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多。制约在场权功能发挥的因素有:刑事程序和组织上的行政治罪式设计、社会控制和刑事政策要求、官本位、办案激励与办案压力及物质科技限制。下一步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应当置于条件建设和权力配置方面,而不是扩张在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权利。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地位——兼论律师在场权

以口供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到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地位的转变为基点分析,起源于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所保护的法益:防止在侦查过程中过度的依赖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我国现阶段还尚不具备设置律师在场权的基本法制环境,若急于设置将冲击口供普通证据地位。故主张目前我国不需要赋予律师在场权。

关于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想

随着学界对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研究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目的和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而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对律师在场权制度进行合理建构也成为确立该制度要思考的迫切问题 ,在建构该制度时必须从讯问前、讯问中、讯问后三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设计 。

中国看守所问题与对策

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执行部分已决犯的重要机构,担负着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羁押人员人权的重大职责。然而实践中因为制度、办案水平、办案理念的种种原因,看守所滋生出追查余罪、超期羁押、损害羁押人员人身权利等一系列严重侵犯羁押人员权益、背离刑事诉讼原则的问题。本文主张,司法审查制度、律师帮助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改善办案设备、提高办案水平、转变办案理念有助于问题的减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两高三部"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两个规定"对司法机关及人员公正办理刑事案件、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有其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论证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随着律师队伍的壮大和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有其可行性的,它能促使侦查机关及其人员提高侦查技术,增强其综合办案能力,从而提高讯问的质量;能减少翻供的机率,提高诉讼效率。而在具体的设置上,我们可以从"刑法中的规定"、"在场权的具体含义"、"在场权的实现程序"、"律师不在场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后果及救济途径"、"律师在场权的例外情形"来加以考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关于律师在场权的思考

律师在场权本质上是公民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权,反映了刑事诉讼主体性理论、程序公正理论、多元价值平衡理论的客观要求。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文件都确认了律师在场权。在我国尽快确立这项权利,有利于公正的侦查程序的建构,对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