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Dramas and English Listening & Speaking A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dramas from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i.e., English drama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It has become a fashion to contact and learn English and British & American culture through English dram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of learning English with English dramas as the medium and how to make use of English dramas to learn English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English dramas in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an all-round way, especially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融媒体时代广播剧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丝路之声系列广播剧为例

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传媒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声音传播为物质载体的广播剧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及网络音频客户端快速融入普通百姓的精神消费中,在文化宣传、价值引领、道德塑造、审美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广播剧利用其声音叙事的特点,占领了乡村文化的高地。首先,丝路之声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或取材于百姓身边的人或事,或讲述非遗民俗文化,或讴歌红色革命精神,深受百姓喜爱,大大拓展了乡村的听觉文化空间;其次,广播剧将传统乡土价值与时代核心价值观融入故事和人物形象中,激发了广大民众向善向美向真的价值追求,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最后,广播剧借助传统的声音叙事优势,以声塑形、以声传情、以声铸魂,引导民众在艺术的审美熏陶中体悟生活的真善美,提升其艺术鉴赏水平和精神修养。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从街头到礼堂:云南校园话剧运动三十年(1920—1950年)

云南校园话剧活动并不全然是由当时内迁云南的外来院校所引领的,它有其内生性的自发驱动力,影响力辐射延伸至校园之外,还引起过社会层面的讨论。基于抗战时期戏剧出版物的传播背景,在举国一致的抗战意志的作用下,云南师生群体有着强烈地将文字出版物转化为行动表现力的能力与集体意愿,于是,成为云南街头剧运动的主体,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参与了抗战时期的舞台语讨论运动。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街头的云南校园话剧演出活动,在40年代走入了礼堂,表现出规模化、庙堂化和复杂化的整体特点。云南校园话剧运动三十年提供的启示是:校园话剧应是社会演剧的主潮,庙堂化的范式转向未必完全是正向诱导因素,应重视校园话剧的原创性内容。

基于戏剧的儿童哲学探究活动:必要与可能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哲学与戏剧都存在内在的关联。哲学家惯常以戏剧为载体来表现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戏剧本身的形式与内容也因深受同时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流派与范式。儿童哲学与戏剧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杜威的著作《艺术即经验》以及儿童哲学创始人李普曼的早期著作中,而当前国内学者对二者的融合普遍持积极的态度。儿童哲学与戏剧在知识建构的开放与生成、他者视角的吸纳与融合、生命状态的反思与解放等方面存在共同基点,为两者的融合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作为政治动员介质的苏区戏剧:布局、变革与调适

苏区戏剧实际上是作为政治动员的传播介质出现的。为了极大地激发戏剧的政治动员功效,苏区戏剧的组织者实施了三项针对性举措。第一,体制化布局。中央苏区展开了多类别、立体性的戏剧机构体制化建设,其整体布局呈现纵向贯通、横向呼应形态。第二,适配性变革。以新型意识形态熔铸新词直接入戏、推动传统剧社改弦更张、大力推出话剧与活报剧等戏剧类型。第三,在地化调适。征用当地材料编排故事、聚焦所在区域重大事件、吸纳近邻人员介入编演流程。苏区戏剧虽然没有彰显出足够的艺术专业性与仪式感,但是在观念劝服、行为引导、精神激励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成效。

文化性节庆的审美契机——以乌镇戏剧节为例

文化性节庆作为日常生活的特殊时段,密集的审美因素突破庸常生活,具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契机。本文以乌镇戏剧节为例,探讨戏剧节如何围绕古镇江南水乡历史文化空间形成“乌托邦”式的审美实验场:舞台化乌镇审美空间融合了“前台”与“后台”,构造出生活空间与戏剧空间的交互;节庆时间的去理性化、消弭社会规则、释放自我指向审美超越;戏剧节文化活动的仪式化与符号化构造审美文本;审美主体的沉浸与狂欢带来超现实的审美互动效果。同时,文化性节庆也是改变人们审美观念、提升社会审美水平的契机。

网剧改编的性别策略、网感呈现与价值建构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力图突破性别壁垒,逆转“看”与“被看”的性别权力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平权意识的影像话语。在叙事特征上,注意采用游戏化的叙事或非线性叙事。突出“类型+”的策略,以喜剧化的风格带来一种“轻语态”,契合年轻观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不少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则力图通过叙述个人的成长历程,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想化的人格,建构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审美家园,实现网络化的诗意栖居。

合乎“戏情”:冯叔鸾的戏剧美学思想

冯叔鸾是中国话剧发生期一位既懂旧剧又对新剧颇有研究的人,准确地说,他是个全才。除了编剧、演剧、评剧,还是著名报人,并从事翻译,擅长写小说。长期以来,他一直被忽略。冯叔鸾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学界一般认为“脚本”是其戏剧理论的核心概念。但通读其著作,“戏情”才是其戏剧美学的关键词。

中国左翼“红色鼓动剧”的戏剧表达与“大众化”实践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鼓动剧”,是外来思潮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曲折发展。“红色鼓动剧”综合运用了标语口号、演说、音乐、锣鼓等丰富的声音形式,在戏剧演出中营造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戏剧效果,从而起到了鼓动民族情绪、唤醒劳苦大众的作用,引导群众由发声走向行动。“红色鼓动剧”配合着抗日救亡热潮,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的决心,“怒吼吧,中国!”作为民族觉醒的时代情绪表达,不仅包孕着知识分子的国族想象,也传递着广大民众空前的时代大音。它紧贴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契合了民众高涨的时代抗争热情和社会心理,即使是大量急就章的戏剧演出,也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从而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性、鼓动性作用,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其在大众化实践中生成的群情激奋的时代精神、勇于搏战的革命传统,承载着一代人的民族信仰,在血与泪的洗礼中生成了壮阔的时代美学,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中的阈限空间与社会拟剧

美国作家约翰·契弗以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为对象创作的系列短篇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是一种社会拟剧,阈限空间是这种社会拟剧情节模式的构造方式。以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拟剧理论和阈限性理论为依据,可以发现在契弗的短篇小说中,地理性阈限空间作为叙事场景支撑起社会拟剧的基本结构,仪式性阈限空间作为伦理表征实现了社会拟剧的伦理塑造,体验性阈限空间作为经验路径提供了社会拟剧的读者经验。阈限空间与社会拟剧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考察契弗在小说中表达经验观念的具体方式以及该表达方式的目的和效果。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的改编,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创作和关注的热点。编剧既要遵循小说原著的精神,又要勇于开拓和创新,让文学经典走近人们的当前生活,以满足不同年龄时段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由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拓展叙事时空、展现地域风貌、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民生形态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和现代化元素,从而有意地突破小说原著叙事时间的局限,拉近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文学原著的主题精神深入和延续于当下社会,继续发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该剧的成功价值所在。

“屈原戏”的现代转型与审美裂变

较之元明清,现代“屈原戏”在抒情主题、审美追求、悲剧结撰三个层面发生裂变:(1)跳出科场、仕途的古典抒情主题,通过植入自我、国族、人民等现代性话语,契合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规范,提升屈原抒情的现代品格;(2)摆脱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规范,将屈原的“怨情”导向具有突破性力量的“怒”,激发主体的反抗意志;(3)跳出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结撰传统,叙事终止于屈原投江,那一刻悲剧情感达至饱和,震动不同时代的观者。现代“屈原戏”为知识分子发抒情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源,但是,对戏剧功能性的强调以及剧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抒情模式,减弱了其美学价值。

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的“想象力消费”:现象、本质与反思

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是近年中国剧集生态中的突出现象,此类改编剧降解了主流话语主导下“再现”历史的“正史”表达功能,加强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剧的文化消费功能,尤其体现在“网生代”对历史可“穿越”、拼贴、杂糅、并置的想象上。这是一种具有明显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对历史的“想象力消费”。叙事游戏化与性别想象多元化是此类古装剧在环境、人物、时空设置、性别想象上体现出的新变化。结合大塚英志、东浩纪的二次元文化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变化实则表明“想象力消费”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乃至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原则。但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调整策略,优化质量,以适应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清宫寿戏《福寿延年》内廷演出考略

《福寿延年》为清宫常演的多本寿戏,现今可见的早期剧本有嘉庆年间所用串关、题纲。在内廷搬演过程中,全剧经历个别处文字微调后总体保持稳定,每次仅据承应对象的变化对颂词做调整,以适应实际表演的需要。自嘉庆朝以后,其于同治、光绪两朝接连上演,尤以光绪一朝为盛,一直延续至光绪末期。演出场合主要为万寿承应,具体包括皇帝万寿承应和皇太后万寿承应,在慈禧四旬、五旬、七旬万寿时均有演出。此外,偶尔在一些节令如除夕或元旦承应演出中出现。具体演出形式有两种,绝大多数时为全本演出,个别情况下挑演部分出目。

在旋律如歌性与交响戏剧性之间不懈探索——再论施光南歌剧创作及其当代启示

施光南堪称旋律大师,他的歌剧《伤逝》《屈原》体现了作曲家对歌剧之梦孜孜不倦的追寻,并在旋律如歌性与交响戏剧性之间苦苦探求中国歌剧腾飞的可行之路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当然,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所决定,两部剧作仍有若干不足,从而给当代歌剧创作留下若干极可宝贵的启示。

观念、方法与取向——余上沅与熊佛西民国时期戏剧教育思想之比较

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与熊佛西尽管早年经历相似,但戏剧观念及戏剧教育观念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余上沅的戏剧教育观念更具连续性,熊佛西的戏剧教育观念则更具发展性。两人都兼顾办刊与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素质。在教育实践中,对于话剧中国化问题,余上沅更偏重借鉴戏曲艺术,而熊佛西则似乎更偏爱吸收民间戏剧形式。抗战促使二人的戏剧功能观发生转变,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戏剧教育观念。在主持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期间,熊佛西凭借军事化管理将该校同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学校区分开来。余上沅则选择了话剧科和高职科的分类培养方式,从而既坚守了戏剧的艺术性,也实现了戏剧的抗战宣传职能。

网络消费时代古偶仙侠剧的虐恋话语与文化景观

古偶仙侠剧以女主为视角,叙述“虐恋”爱情故事,制作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符号景观,打造IP文化产业链,形塑着现代大众文化产业与网生代的审美趣味。但是,古偶仙侠剧如何规避泛娱乐化的迷失,赋予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应该是今后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致敬远方的英雄:论歌剧《太阳雪》的戏剧创作特色

歌剧《太阳雪》的文学剧本创作以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为依托,节选精彩段落重新组合,将庞大的小说织体结构精炼浓缩。运用四重编创手法,挑选适宜歌剧演绎的剧情线索和人物形象,形成具有回旋变奏曲式的戏剧结构。作为歌剧剧本的特殊属性,编创者时刻以歌剧思维统领全局,使剧本具有歌唱性、音乐性、戏剧性。在字里行间展现出中国军人不辱使命、英勇顽强的伟大精神。

台湾地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存在主义蕴涵

台湾地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主题与意义生成与二战后兴起的存在主义与当下的种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显性故事层面上,通过两段情感展现人类的爱情困境、迷失与寻找;二是在生命意识与存在意识层面揭示世界的荒诞、人类对日常生活的厌烦、异己感与死亡意识;三是以“元话剧”的形式对后现代语境下话剧艺术的困境、话剧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