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处级中年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障碍与破解之策——以7名基层县处级女干部为例

在中国公共部门中,县处级女干部兼具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的双重视野,中年时期是其职务晋升的重要时期,探究此年龄阶段女干部的成长轨迹,更能反映出女干部成长的突出问题。采用半结构性访谈的方式,研究发现,县处级中年女干部成长表现出如下规律:个人素质较为优秀,晋升的制度安排倾向明显,被安排在“双非”岗位上,上升通道狭窄。限制因素主要为:县处级中年女干部的晋升过度依赖政策,组织培养不够;使用呈现宽松照顾与苛刻求全的两面性;工作开展中存在两性之间的孤立与对抗现象;职业发展受政策局限和执行偏差的制约;成长受个体人力资本投入的限制。在实践层面真正推动县处级中年女干部健康成长,有必要从整体上优化成长路径。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跨层次模型,探讨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和领导支持感在真实型领导和员工建言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团队领导性别在真实型领导和员工建言行为之间具有跨层次调节作用。

基于性别调节作用的人格特质、领导身份认同与领导动机研究

以388名企业员工的追踪数据为样本,探讨了人格特质、领导身份认同对领导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情感认同动机、社会规范动机正相关,谦卑则与社会规范动机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通过领导身份的个人认同影响情感认同动机,通过关系认同、集体认同影响社会规范动机,而谦卑则通过关系认同、集体认同影响社会规范动机;性别调节了个人认同对核心自我评价与领导动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对于男性而言,上述中介作用得到强化;对于女性则被弱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格特质与领导身份认同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以及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女性身份认同与领导行为——一项基于生活史的研究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位企业女性领导的深度调查访谈,从个人生活史视域,研究女性领导问题,探询女性身份建构与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女性早期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与女性的领导方式紧密相关,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可能与领导角色之间存在紧张,这种压力既促使女性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又使其在实践中面临冲突和挑战。

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对女性领导发展的影响

在女性领导日益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性别正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入领导研究领域。虽然性别刻板印象对于女性领导既有负面作用,也有其有利的方面,但是通过剖析性别刻板印象是如何渗透到女性领导发展的各个环节,"生理性别——性别气质——性别角色——社会地位"这条关系链反映出性别刻板印象实际上制约和限制了女性领导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试图从思想、观念、组织和制度层面上对淡化性别刻板印象,构建先进的社会性别文化,消除女性发展中的障碍,提出对策建议。

领导干部决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强化领导干部决策行为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是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战略措施。调查资料表明,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仍然存在缺失的情况。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评价、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了解程度、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熟悉程度、领导干部所在地区等变量对领导干部决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均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通过重视提升男性领导干部的社会性别意识,并使领导干部充分了解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现状,强化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宣传倡导,加强社会性别培训等措施,推动领导干部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活动。

梁启超:中国早期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领军人

在中国早期妇女运动中,梁启超像西方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一样猛烈抨击了性别歧视教育实施的两大依据,要求在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都实现性别公平,并与维新派努力使之在中国首次得以部分实现。其对性别歧视教育依据的解构最深刻,争取实现教育性别公平最积极,整体水平与玛丽不分轩轾,因而成为中国早期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领军人。

服务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与边界研究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依据问卷调研数据,考量服务型领导行为对于员工建言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显示:服务型领导行为通过改善领导-员工关系,有助于促进员工产生建言行为,女性领导影响更强。因此,管理者应采取服务型领导行为,促进企业在复杂的竞争中依靠全员智慧得到更好的发展。

女性领导工作实践中的三个代言

在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中国，女性领导的工作实践具有适应国情的突出特色。这种特色表达既使她们的领导工作彰显女性的社会价值，又将对社会的贡献载入社会和谐的发展史册，更同以权谋私、庸俗市侩界限分明。一切皆因女性领导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先进正确的理念，做好三个代言，即形象代言、性别代言、性格代言。

领导−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员工建言:内部人身份感知与性别相似性的作用

基于人−环境匹配和资源保存理论,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从二元视角分析了领导情绪评价能力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对员工建言的影响路径与边界。通过对43位领导与182位下属的配对问卷调研,结果表明:(1)相较“低领导−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在“高领导−高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一致情境下,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更高;(2)相较“高领导−低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不一致,在“低领导−高下属”情绪评价能力不一致情境下,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更高;(3)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情绪评价能力一致与促进性建言、抑制性建言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相较领导−下属性别相同,当领导−下属性别不同时,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更强。研究从情绪评价能力、性别的二元匹配视角揭示了员工建言的前因,为领导与下属间交互影响提供了更多解释路径。

领导与下属性别匹配视角下权力距离一致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

采用响应面分析、Bootstrapping等研究方法,以传统制造企业的多时点领导-下属配对数据为研究基础,检验了领导与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员工建言的影响路径与边界。研究结果表明:领导与下属权力距离越一致,员工的内部人身份认知越高;内部人身份认知在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员工建言间起中介作用;领导与下属性别相同更能强化权力距离一致对员工建言的影响;而领导与下属性别不同更能强化权力距离一致对下属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影响,进而增进员工建言。

亚洲女政治领袖研究:研究范式与分析工具

亚洲女政治领袖现象不仅出现时间早,而且人数众多。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亚洲父权社会,为什么女性能掌握最高权力?她们掌权后面临什么问题?与男领袖有何不同?国外学者对这些议题已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了基本的研究范式。本文对国外学界有关亚洲政治女领袖研究进行学术回顾,总结其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依恋如何影响领导者内隐追随特征?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联结主义模型,探讨了依恋对领导者内隐追随特征(IFTs)的影响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对323名不同行业的领导者进行调研,结果发现:(1)依恋对IFTs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不同依恋类型的领导对员工的特征偏好存在差异,安全型青睐勤奋热情的员工,焦虑型偏好从众鲁钝的员工,回避型欣赏高效执行的员工;(3)性别在依恋与IFTs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女性领导者对员工的消极期待更容易受依恋焦虑性影响。

领导者为女性会增加组织性别公平度吗?

本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领导者性别对高管职位层级和薪酬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领导者对公司其他女性高管的薪酬和职业层级有很大的影响,女性处于领导职位能增加公司的性别公平度。在女性领导的公司,女性高管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相应的职位层级也有所提高。在男性领导的公司,男性高管的薪酬比女性高管的薪酬高;而在女性领导的公司,女性高管的薪酬比男性高管略高。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性别视角下影响女性干部成长因素浅议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领导岗位,女性领导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异,同时也遭遇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天花板"现象,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影响女性领导事业发展的外在文化因素和内在心理内素进行探究,以期为女性领导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女性政治领袖当选对企业任用女性领导的影响研究——来自缅甸的证据

组织研究中对性别不平等的讨论常常围绕女性高管为企业带来的优势展开,但却少有探讨女性如何能够在制度性的不平等下获得晋升。事实上,政治领域中女性领导力的制度化是提升企业管理领域中女性领导任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2015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前后作为背景,根据制度理论提出了女性政治领袖赢得选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领导任用中的性别平等程度。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女性政治领袖赢得选举能够推动企业中女性领导任用的制度化,从而增加女性晋升高管的机会。这一效应在制度欠发达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为女性政治领袖当选提升企业领导任用中的性别平等程度提供了直接证据;填补了关于性别平等改善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空白,同时回应了近期有关重大事件影响作用的呼吁;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到了制度变迁的地区异质性。

性别视角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的成果产出与影响研究

从性别视角分析科学基金负责人受到项目资助后的成果产出与影响,可为项目绩效评价和科研人员性别差异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政策启示。本研究基于2017年结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信息,收集这些项目负责人的论文成果及其影响力信息,应用数理统计和文献计量学方法探究负责人在成果产出与影响力方面的性别差异。分析发现:①从成果产出角度来看,女性项目负责人的论文合著规模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男性项目负责人的研究得到了更多项目的资助,而女性项目负责人的研究主要受其主持的自科基金项目资助。②从成果影响力角度来看,男性项目负责人产出项目论文成果的学术影响力更高且Mendeley受众较多,而女性项目负责人的产出项目论文成果在社交媒体传播更为广泛。本研究相对全面地呈现了不同性别项目负责人的成果产出与影响特征,有助于科技管理部门把握不同性别科研人员的共性与差异以制定更有效的针对性政策。

民主化浪潮下亚洲女性政治的表象与本质:“她”时代的女政治领袖与权利的缺失

二战后各国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多且增速呈上升趋势,媒体宣扬着"她"时代的来临。民主化浪潮下,亚洲高端参政的女性不仅出现时间早,人数多且范围广,这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分析,发现在亚洲民主制国家中,女性执政者在政治选举中凭借其女性特质和家族背景成功参选、当选为政治领袖。她们带着民主、平等与发展的希冀上台,但由于父权制、性别刻板印象和双重评价标准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女政治领袖并未掌握政治实权,存在着女性执政的表象和权力缺失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