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非权变惩罚行为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信息寻求动机理论,通过对3个阶段的问卷调查获得的585份有效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分析(fsQCA)的方法,探讨了领导非权变惩罚行为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员工反馈规避行为的中介作用以及防御型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非权变惩罚行为对员工适应性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员工反馈规避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防御型调节焦点不仅正向调节领导非权变惩罚行为与员工反馈规避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增强了领导非权变惩罚行为通过员工反馈规避行为对适应性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也同样证实了以上结论。

中国道德领导的结构与测量初探

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对道德领导在中国情境下具有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并在反复检验和修订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道德领导的测量工具。研究表明:中国道德领导是一个三因素结构,包括道德品质、尊重与包容、道德奖惩3个维度;基于中国道德领导的内涵编制了中国道德领导问卷(CELQ),数据结果显示该问卷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项目设计科学合理。

中国管理者交易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

通过3次研究取样,在1 944份有效调查样本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管理者交易型领导的行为和理论。立足中国情境,构建了交易型领导的理论结构,并进行有关测量。研究表明,编制的交易型领导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层次回归、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对不同的结果变量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延续多因素领导的本土化研究,对本土管理实践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领导非权变惩罚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负性情绪和心智游移在领导非权变惩罚和矿工不安全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四者关系的假设模型。采用领导非权变惩罚量表、负性情绪量表、心智游移量表和不安全行为量表随机抽取427名矿工进行调查,通过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假设模型。结果表明:领导非权变惩罚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还可以通过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心智游移的中介作用以及负性情绪与心智游移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条路径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有效干预领导非权变惩罚、负性情绪和心智游移,可以降低不安全行为发生频率,减少人因失误。

领导、追随与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

领导-追随模式可能是维持人类合作秩序的重要机制。基于历史和演化博弈的视角,本文对相关跨学科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显示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领导力都在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中承担了核心角色。结合合作演化的研究成果分析表明,领导通过惩罚机制和日益建构起来的等级制统治可以帮助群体克服搭便车难题;利他性惩罚本质上表现为领导惩罚,合作的组织更普遍地表现为领导下的合作;同时,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大量公共物品实验证据,也支持领导-追随模式可以显著地提高社会困境问题中合作水平的观点。

量刑协商程序的落地困境及转型进路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中,正逐步形成以消极协商为鲜明特色的量刑协商规范模式,但由于外部条件并不成熟,此模式的适用会加大控辩平等协商之间的鸿沟,损害现有的司法公正基础。为解决当前量刑协商模式陷入的困境,应分析限制协商司法理念发展的外部因素,并探索出量刑协商程序的转型路径。量刑协商程序应在坚持实质真实与程序独立的内在要求下,规制各方机能,达成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契合,建立起"有限主导下的三方构造"的规范模式。如此使得协商程序合乎立法目的,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部贯融,达成刑事诉讼体系的整体发展。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效力中的控审关系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罪认罚案件法院无故未采纳量刑建议,在检察院抗诉后法院予以改判的现实案例,展现出控审双方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中的权力“交锋”和利益博弈。由于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主导”的突出以及新《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赋予量刑建议以刚性约束力,使“审判中心”似乎面临挑战,法院面对量刑建议存在接受或者排斥的两难情形。控审双方在量刑建议效力上的交锋深刻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实质在于对抗式诉讼模式和协商式诉讼模式之间的不同。实现控审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走向“交融”,需从宏观上把握好以审判为中心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在微观上要求检察院以全面客观的量刑证据材料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依据,法院遵守法律规定并严格审查案件量刑失当问题,检法两机关互相尊重对方的量刑权力,加强沟通,弥合分歧,真正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分工、配合、制约,实现案件处理的效率与公正。

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韩非子“以法御臣”的治吏思想建立在“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它具体包括 :以法治吏、选贤任能、明乎职责、赏罚分明、手段神妙等几个方面。其治吏思想在制度规范官吏行为、树立官吏的威信、重视领导艺术。

基于领导行为理论分析中小型企业疫情期间如何自救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冲击涉及的方面更多,很多企业都产生了生产、销售、服务和员工心理方面的相关通病。论文基于领导行为理论,从领导人层面、企业发展方向层面、内部员工层面出发,并结合激励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回答中小型企业疫情期间如何自救问题。

自我领导理论视角下工作重塑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自我领导理论的视角,探讨教练型领导与员工工作重塑行为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分析来自员工的365份三阶段数据发现,教练型领导与员工工作重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我奖赏与自我惩罚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和谐激情正向调节自我奖赏和自我惩罚与员工工作重塑行为的关系以及教练型领导通过自我奖赏导致员工工作重塑行为的间接效应。

责任型领导与组织惩罚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一种具有亲组织性和非伦理性双重特征的行为,其出发点是为了组织的利益,但由于本质上是非伦理行为,因而会危害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促进性因素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探讨,丰富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但若要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预防和管控,还需要深入考察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抑制性因素和抑制机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从组织外部关系和组织制度两个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和情景实验双重方法,探讨责任型领导和组织惩罚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问卷调查采用多时点测量方式,收集长三角地区20家本土企业354名基层员工数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情景实验以浙江省金华市一家保险公司的156名业务员为被试,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模拟保健品销售情景,通过t检验、双因素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问卷调查和情景实验的结果均表明,不同于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等视股东为唯一责任对象的领导风格,将责任对象范围扩展至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型领导,其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存在负向影响;组织惩罚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存在负向影响,说明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预防和管控还可以从组织制度环境的设计方面入手;组织惩罚负向调节责任型领导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即组织惩罚越高,责任型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以责任型领导为切入点,探讨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补充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抑制机制研究,拓展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研究视角;从组织制度的视角考察组织惩罚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丰富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检验组织惩罚与责任型领导两种抑制性因素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交互作用,深化了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抑制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领导替代理论中组织特征对领导的替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检察主导”的内涵辨析、权力构成与实践趋势

"检察主导"的内涵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模糊度。现有两种进路尝试进行澄清:一种是将其等同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各职能中积极履职的"泛化进路",另一种则是将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格绑定的"窄化进路",两种进路均只揭示了这一概念的部分侧面,流于对表象的描述。理解"检察主导"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权力构成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因为权力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检察机关地位、作用和责任的变化。由此可将"检察主导"界定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拥有的程序决定权与实体处分权的权力集合及对应的司法责任的总称。由于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压缩及刑法处罚体系的扩张,"检察主导"中的程序决定权略有限缩,而实体处分权则呈现扩张趋势。未来这一权力将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由裁量型处分权、审批型处分权、监督型处分权构成的完整权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