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之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较全面地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言行,其中展现了魏晋乱世对当时士人心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面对死亡无限的感伤与绝望;面对生命极度的眷恋与珍惜。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生命内涵与生存态度做了深沉而全面的思考。其面对生死的态度与思索表现出了尚情、尚才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形成与汉民族乐生恶死的文化心理、魏晋士人延续汉承楚制的文学创作心理、汉末魏晋动荡的时局所造成的士人疏离政权的意识和侧重凸显自我的心理不无关系。

魏晋名士的人物美标准

魏晋名士是魏晋社会欣赏和追求人物关的领头人物,其人物美标准,包括外在的形貌美、神态美和内在的才智美,形成了完整的人物美评价体系。

玄理清谈与魏晋名士玄学思想

魏晋名士名辩思潮的主流是与玄学结合而谈玄说理的所谓名理学。玄理清谈是魏晋名士玄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是这一时期人们对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本文从玄理清谈的内容和形式、谈辩析理的方法及玄理清谈的逻辑意义等方面对魏晋名士玄学思想的特点进行了论述,为研究魏晋名士的逻辑思想提供借鉴。

兴:审美人格的诗意构建

在对"兴"至魏晋六朝审美内涵的变化作分析的基础上,以魏晋玄学人格美为个案,探讨了"兴"在审美人格构建中的作用。"兴"是一种自由无待的生活态度,是超越庸常生活状态的途径之一,能兴感于自然山水并乘兴而为,其结果意味着审美追求与人生追求的统一,也是魏晋人格美的诗意呈现。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论嵇康的“循礼”和“反礼”

魏晋时期政治环境非常动荡,生活于其间的嵇康,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在儒玄两种思想的作用下,嵇康一方面受儒家思想约束,表现出守礼循礼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也深受玄学思想影响,有魏晋风度之放达以及反礼悖礼的行为表现。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嵇康集循礼和反礼于一身,这种复杂性反映出在道统与势统相背离的情况下,魏晋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矛盾存在。

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论魏晋之际的士僧交往与融合

东汉后期,佛法东迁。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佛教思想进入东土后,首先得到了上层有教养文士的认同与肯定。在《世说新语》和《高僧传》中记载了诸多高僧与名士交往辩答的轶事。本文拟从这些轶事出发,来探讨魏晋之际士僧交往与融合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浅析魏晋名士的内心世界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名士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以名士的"魏晋风流"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极其痛苦的,由此,构成名士们内心所隐藏的深刻的一面。

同为名士风采 曹雪芹与“魏晋风度”

曹雪芹深得魏晋名士之文化情韵.无论是魏晋的阮籍、嵇康,还是封建末世的曹雪芹,尽管表面是那样的放诞、痴狂,内心却清醒地保持着崇高的气节.魏晋风度的魅力更在于魏晋名士们满怀痴情去追求自己的人文理想,在于他们试图去毁灭腐烂的、充满奴性而陈旧的生活方式,从而荡涤出一个非奴性的充满真自由真血性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所执著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便是其一生践行的诗化人生.同样,曾雪芹亦满怀痴情地执著诗化人生理想.试图以诗化人生、审美人生去矫正以政治、权力、暴力、伦理为重心的浊恶世界,以诗情的世界去反抗充满贪欲和无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