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领导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文化策略--以夏衍回忆文章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左翼电影滥觞之时,当时的左翼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得到了瞿秋白的具体指示与指导,这为左翼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瞿秋白有关电影问题的谈话,虽然就事论事,也不系统,但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事业,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

1936-1941:两种焦虑——左翼文化界关于鲁迅思想“转变”讨论的历史考察

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视作一个整体,还是一种复合体,是重新解释这场文化运动的关键。在将之视为一种复合体的视野中,原来被遮蔽的事件和意义便会重新敞开。鲁迅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左翼文化界就鲁迅思想“转变”问题曾有过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甚至争执中,不自觉地隐含了两种不同的焦虑,一种是维护鲁迅思想遗产之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又难以寻找到明确批评对象的焦虑;另一种则是感到鲁迅与自己一致而又不一致的焦虑,并通过把鲁迅纳入终极化的理解中,来削平这种不一致感。这两种焦虑皆是潜在的,却体现了左翼文化内部两种不同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戏剧界统一战线工作研究(1927-193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顺应部分戏剧工作者"向左转",要求建设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现实主义话剧的要求,在引导促进戏剧工作者完成自身团结的前提下建立了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为核心的戏剧界统一战线组织,并以剧联为核心,紧密团结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各社会阶级、阶层,以戏剧为武器突破国民政府当局的文化"围剿",戏剧界统一战线组织也成为了30年代左翼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运动也推动了现代话剧在中国的民族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

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与无产阶级文化派

俄苏无产阶级文化派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其理论预设对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曾产生重要影响。从中国学界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引发中国无产阶级文论的萌生,到“革命文学”论争促发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热望,再到“左联”成立后中国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的反思与纠偏,最终到参照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建构起中国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与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建构如影随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左翼无产阶级文论中的功过得失,都可以从无产阶级文化派那里寻绎到原型存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左翼文学关联之缘由所在。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左翼电影文化建设的引领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现实与弘扬革命的一次重大文化实践,它实现了本土电影形态从泛道德化的“复古”到直面社会历史语境的“介入”。以成立“党的电影小组”为发端的一系列组织领导和“有片必评、互鸣互纠”的思想指导,使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完全有别于以往电影创作与研究中那种个人式的单纯、自为的文化思想活动,并最终发挥了电影在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功能。这不仅使得左翼电影本身的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影响甚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

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

"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初衷,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电影史链条上各相关时期的电影既有承继关系,也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主旋律电影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兼容、挪用了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其内涵在扩展、丰富,疆界在拓宽。如果主旋律电影走向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化,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主旋律电影也因此会走上一条前景更广阔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自1949年后开始走向分离,大陆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为右翼文学所控制,只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文章从"左"与右、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等三个方面讨论香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被“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论鲁迅与亭子间文化

亭子间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带有边缘性、激进性和波希米亚气质的青年亚文化。鲁迅认同左翼青年的基本文化精神而成为亭子间文化人的“浪子之王”,却又因其“权威”地位而不能摆脱被“浪子”们反抗的命运。

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

师陀早期作品既有左翼文化的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品格,又有贪恋风景、关注生命主题的京派文学特征。本文认为,他虽游离于京派作家群,但其小说创作深受京派文学的影响,足可视为京派作家。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历史贡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内地"文革"的影响和香港本土化意识的觉醒等原因,香港左派电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颓势。在这种氛围中,香港左派电影族群怀着爱国热情和对电影的挚爱,依然在延续人文脉流、保持写实传统、完善类型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美学贡献,并极力维系着曾经辉煌的左派文化;同时,尽管处于颓势之中,却仍在演艺人才培养、院线业的开拓及内地纪录片的发行等方面做出了产业贡献。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述论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思想界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在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与陈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受阻有关。它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工作重心和会址数度变迁,在各地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该会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保持"合法性"是其在国统区生存的基本策略;中共对该会的政治指导是通过在其中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自觉行动实现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

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面对年轻的革命家宣扬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鲁迅与茅盾最初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从小培养起来的艺术直觉提出质疑,然后再为这种质疑寻找理论根据的;瞿秋白能够在指导"左联"工作时尊重文艺规律,并成为鲁迅的"知音",进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以及在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都是十分复杂的存在。前者影响后者的具体过程因此也就表现得极为复杂。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论30年代“亭子间”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亭子间"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产生了左翼文化人群体的青年文化,即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既具有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又具有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并通过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两面性体现出来。亭子间文化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又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它有着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它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以非学院化与去学科性的文化研究为主要方式与种种前沿理论的复杂互动。它们有着德法英美源头与主脉,对马克思主义既是挑战又有在低谷中的复兴作用。在"理论之后"西方知识左翼面临危机,盛极而衰,期待着新人、新思维和新理论。新近,日本后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从康德到马克思的"跨越式批判",把经济视野带回文化研究。他以消费者的联合实现资本-民族-国家解体的共产主义途径,仍然是一种新乌托邦。与之相对,杰姆逊提出维护福利国家"大政府"实现剩余价值再分配的方案,则比较接近马克思关于资本自身否定的逻辑。这是一种"回到马克思"之超越。

重审“九叶”诗群的诗学倾向及其与左翼作家之关系

过去学界常将"九叶"诗人视作"反主流"或者"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其实这种"主流——边缘"的二元视角有失准确。相比而言,组成这一群体的《诗创造》一支与新诗传统有更多的延续性和同构性,他们身上有很多"主流"以及"残余"因素,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体现出一些"新变"因素;而西南联大一支则更多地体现出过去新诗传统中没有的"异质性"。"九叶"诗人与左翼作家的分歧其实主要不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而是关于文学要不要体现"人民本位"、要不要当作"宣传工具"等问题上的分歧。尽管"九叶"的两分支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新变"因素,但是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它们都是"异端",都应予以"收编"。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九叶"这一群体是如何被视为/自视为一个"流派"的。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