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领导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文化策略--以夏衍回忆文章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左翼电影滥觞之时,当时的左翼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得到了瞿秋白的具体指示与指导,这为左翼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瞿秋白有关电影问题的谈话,虽然就事论事,也不系统,但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事业,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

民族意识的声音传达:中国早期发声电影的国家观念建构

有声电影尚未传入时,其技术与理念便在中国产生了反响。青年会外籍干事在众多城市的有声电影演讲及商业影院外国有声电影放映逐渐普及,有声片中的民族语言问题逐渐提上议程。在基于国语的有声电影创作实践中,左翼电影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国语教育运动共同成为语言现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片与方言电影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电影民族性、国际性、地方性间的矛盾,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与结果。

论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诗意现实主义——兼论中国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问题

洪深左翼时期的电影剧作实现了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民族情怀的转变,其表述方式采用了诗意现实主义,文本上呈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家庭兴衰、人事沧桑的变幻图景,隐含着对新时代主体力量的呼喊与期待。由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诗意现实主义可以自然延伸到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不但与同时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它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亦非同一所指。即便同为左翼剧作家,其剧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加以检视。

筚路蓝缕踏新途--20世纪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的影视剧改编探析

左翼乡土小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被改编成电影,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算多,但它们都在中国影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春蚕》开启了左翼乡土小说改编影视剧的先河。进入新世纪后,由左翼乡土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依然大放异彩,其对底层的关怀意识、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依旧令人动容。

电影记忆与民国南昌--从明星影片公司江西电影行谈起(1933年-1949年)

长久以来,江西游离于中国电影史表述的边缘,南昌与电影的互动一直为学界所遮蔽。然而,自1930年以来,南北对峙下的江西却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通过对民国电影报刊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南昌不仅与当时民营电影公司巨头--明星影片公司有亲密的互动,而且与国民政府的“中制”“中电”“励志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南昌并未“缺席”与“失语”于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在民国时期的官营电影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左翼电影文化建设的引领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现实与弘扬革命的一次重大文化实践,它实现了本土电影形态从泛道德化的“复古”到直面社会历史语境的“介入”。以成立“党的电影小组”为发端的一系列组织领导和“有片必评、互鸣互纠”的思想指导,使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完全有别于以往电影创作与研究中那种个人式的单纯、自为的文化思想活动,并最终发挥了电影在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功能。这不仅使得左翼电影本身的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影响甚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

延安时期电化教育成因探析

作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电化教育,其诞生、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内外界社会历史背景。内部因素: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是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当时延安民众的教育需求是其诞生的社会背景,电教专业人才奔赴革命圣地和电教设备的添置是其诞生和发展具备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外部因素: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国防教育的实践需求是中共延安时期电化教育诞生、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推动因素。

重评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运动从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的《最近行动纲领》始,至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上海被迫终止。对这一论题作重新评述,我们需要介绍当时电影公司的发展状况,详细梳理左翼电影运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区分之前电影史家极易混淆的影评人小组和电影小组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并重新评价这两个小组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还需兼顾当时的电影批评,特别是有关"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以及围绕"国防电影"所展开的争论,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等重要事件。

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

"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初衷,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电影史链条上各相关时期的电影既有承继关系,也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主旋律电影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兼容、挪用了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其内涵在扩展、丰富,疆界在拓宽。如果主旋律电影走向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化,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主旋律电影也因此会走上一条前景更广阔的道路。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可见的左翼“十七年”郑君里电影的再探讨

郑君里最为重要的导演生涯是在1949年前后到1964年期间,这个时期他的电影作品与政治导向紧密关联,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君里是中国早期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的起草人,其作品在延续以左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同时,又将政治规训自我内化,不断拓展电影在思想和美学的表现空间。通过梳理郑君里"十七年"导演的五部影片,佐证极"左"政治高压下对艺术创作主体的影响,乃至对艺术家的人身伤害;左翼文化有其积极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建设意义,但当其要求电影艺术的美学实践依附在强势政治文化下时,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对郑君里"十七年"期间导演的作品进行考察,也为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左翼电影的道德激情、暴力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体现性与宣传性——以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左翼电影《天明》为例

《天明》可以说是在以左翼思想指导下,最早对性工作者给予正面理解和同情的现存影片文本。不同的是,《天明》中女主人公所使用的反抗手段和依附的暴力集团行为,融入了强烈的道德激情和政治革命色彩;在深层次上,资本家强暴菱菱触犯了中国道德禁区——对处女贞洁的剥夺,在浅层次上,"趁人之危"的做恶方式,破坏了民众共同遵守的道德戒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左翼电影或者是具有左翼倾向电影在中国普通民众当中有那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左翼电影、国防电影与新中国电影的血缘渊源——以1937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青年进行曲》为例

新华影业公司出品于1937年的《青年进行曲》再次证明,作为国防电影升级换代的母本,左翼电影与1949年后新中国电影的思想品质和艺术表现形式,存在着诸多的内在逻辑关联,拥有相同基因谱系并且形成事实上的隔代遗传。在三者血缘相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性不仅决定着新中国电影中人物的正反面形象,还使得"大脸"成为女性正面人物的主流脸型,"狐狸脸"则沦为有钱阶级-资产阶级女性人物的标准配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孤城烈女》:左翼电影在1936年的余波回转和传递

1936年,在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的合流夹击下,左翼电影如《孤城烈女》,多少显得落后于潮流变迁、成为左翼电影大潮过后的余波回转,其当下的解读意义在于:影片为当时左翼电影留下新时代的印痕并在最终定格于历史背景的同时,又从一个特定角度,为1949年后大陆新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和艺术资源。

新旧电影中女主人公的道德站位——兼析1934年的国粹电影《归来》

主题和题材局限于家庭伦理、婚姻恋爱以及武侠神怪的旧市民电影,女主人公多有道德瑕疵甚至性别原罪,或者身处道德低位。左翼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几乎全部出身于社会底层,即便是成为性工作者,也是品德高尚,大则忧国忧民、心系国家民族,小则鄙视金钱名利、无私奉献,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指向或曰革命性的道德光辉。有条件地抽取借助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其女主人公更多的是体现超阶级性的人性情怀和更符合新时代潮流的道德情操。《归来》之所以是国粹电影,看上去讲的是作为原配的女主人公回归妻子、慈母原有的道德高位,实际上是编导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传统文化背景下,面对严酷现实,对家庭宗法伦理的道德强调、给出的价值理念指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历史贡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内地"文革"的影响和香港本土化意识的觉醒等原因,香港左派电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颓势。在这种氛围中,香港左派电影族群怀着爱国热情和对电影的挚爱,依然在延续人文脉流、保持写实传统、完善类型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美学贡献,并极力维系着曾经辉煌的左派文化;同时,尽管处于颓势之中,却仍在演艺人才培养、院线业的开拓及内地纪录片的发行等方面做出了产业贡献。

电影《春蚕》: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市场的结晶

1930年代初期,日益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920年代旧市民电影的衰败,由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新观众群体的涌现和竞争对手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电影制作方针,迫使以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与左翼文艺合作的制片路线,以图换取市场生存空间,这就是改编左翼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春蚕》的背景。《春蚕》虽然出现在左翼电影高产之年,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或曰经典左翼电影;影片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图解占据和挤压了原先就很逼仄的艺术叙事空间;小说《春蚕》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塑造了荷花这个"女二流子"形象,但影片没能将她进一步丰满、开掘。然而,恰恰就是从电影《春蚕》开始,明星影片公司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元素,开拓出一条新市民电影的制作新路线。因此,电影《春蚕》既是解读1933年左翼文学与电影内在关联的范例,又是"明星"公司在"左翼电影年"内制片路线改变后一个可供读解的标本。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1936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

1936年中国电影界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既可以看做是左翼电影在新时期的新面貌,也可以视为左翼电影的强行转型,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艺术成就的相对不足,无损于国防电影的伟大的贡献:从世界现代史的高度,培养了底层民众视角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