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左翼文学叙述的审美维度(1930-1937)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潜能,不但在于其思想、语言对读者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其审美形式本身。左翼知识分子将根本变革现存体制的诉求和对统治阶级的否定,以明白直述或曲笔暗示以及运用语言和形象的方式表现在左翼文学作品中,这些想象和叙述是左翼文学自身的感性、理性和反抗维度,即由审美形式构成的维度。在反帝反封建、反强权反专制的过程中,左翼文学的审美形式强化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展现了它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力。左翼文学对现存现实及其经验的超越,打开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和异化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触动了反抗者的主体性潜能的复苏和再生,并以审美形式为本体开启了新的体验层面。依托审美形式上的正确性,左翼文学有效地反映了劳苦大众在专制体制下被奴化、被损害的状态和渴望自由求解放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将激起人们征服苦难和释放主体性潜能的冲动。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的美国影响——以周扬早期译介为例(1928-1932)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受到的“国际”影响不仅包括苏、日两大文艺资源,也涉及到欧美等国的思想因子。周扬早期译介的美国左翼文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作家众多,具有持续性、目的性、多样性等特征。周扬既根据中国左翼文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作家和作品,同时美国左翼文艺又影响了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革命作家等问题的认识。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中的美国因素,既有美国左翼作家和作品译介,还有中国左翼作家在心理和思想层面上接受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它们共同参与着中国左翼文艺的建构。

1937-1949年间左翼文学的演化与精神式微

1937-1949年间是中国左翼文学的精神逐渐走向消解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规约、“左联”的解散和国民党当权派的重压、抗日主流话语的挤压,都使得“左翼”立场的坚持变得越来越不容易。透过20世纪40年代前后左翼作家的创作,那些对抗日战争经典战役或胜利时刻的忆叙获得了现实意义和历史荣耀,它们对“唯武器论者”“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日本作战必败论者”“不抵抗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它们的悲壮美和“力的美”达到了与现实秩序和专制体制几乎完全对立起来的程度。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压抑情绪和现存秩序中,左翼文学依然执着地鼓励热血青年尤其是劳苦大众为延续种族、保卫国家、争取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当左翼作家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关怀精神,强力推动抗战文学开疆拓土时,势必要暂时搁置与国民党当权派的阶级矛盾,如此对后者的多重批判和斗争意识难免会有所弱化,并导致折损了左翼文学的重要一翼,进而造成了左翼文学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式微和转型。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左翼文学学术研究的当代应用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评俞王毛《中国左翼文学演进过程研究(1923—1949)》

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唤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应在学理探索外,尽力彰显应用价值,为发展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相关方面提供经验借鉴,合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俞王毛博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演进过程研究(1923—1949)》不仅从学理层面整体关注“过去时”的左翼文学本身,描绘左翼文学演进镜像、探析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来源、勾画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形象”,也在应用层面实践其当代价值,是对新时代学术研究新要求的积极回应。

非裔美国左翼文学发展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在21世纪的今天回溯非裔美国左翼文学,重新思考非裔美国左翼文学遗产、考察其成就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非裔美国文学和社会化创作倾向显著的左翼文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非裔美国左翼文学努力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轨,把种族意识提升到阶级意识的高度,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黑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史。非裔美国左翼文学一个重要成就是形成了非裔美国文学中抗争的、革命的文学传统。而这一文学传统不但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美学特征,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文学的整体样貌和诸多文学流派的精神源头。

《泰东日报》与左翼文学思潮在大连的早期传播

《泰东日报》是日本侵占大连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中文报纸。该报前期在有亲中倾向的金子平吉及资深革命党人傅立鱼主持时期,有一定的办报独立性,于1919年至1928年间刊(转)载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俄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表现出同情左翼的立场。《泰东日报》对左翼思潮的传播与新文学密切相关,如对中国早期左翼思想先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多有关注,还登载了如沈雁冰、田汉、沈泽民、蒋光慈等人的左翼文学理论及作品。其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刊载理论与创作并重,且时间与关内近乎同步。左翼文学思潮在大连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反殖民意义,不仅及时地为大连人民传递了最新文坛动态,其中所蕴含的反帝思想更为大连的左翼反抗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精神支持。

宗派主义:左翼“潜在”影子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

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明显地受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宗派主义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影响"进行考察,从这考察中笔者发现,当代文学宗派主义的"根源"来自左翼文艺运动。它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在开创初期的作家身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文学领域中的批判运动。

《虾球传》:“南方”的文学出场与左翼视域改造——兼谈《虾球传》的版本修改问题

《虾球传》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香港左翼文坛文学生产的重要果实,它以基于地理和文化层面的“南方”共同体的建构,成为了追溯“南方”文学出场的重要来源。同时作为左翼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物,《虾球传》的“南方”形象亦受到了左翼视野的充分改造,展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特征。而五十年代《虾球传》版本的再次修订又进一步将左翼视野向前推进至社会主义文学的层面。因此可以说《虾球传》蕴藏着丰富的“南方”书写层面和维度,为我们进入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提供了一个观察案例。

张秀亚:从“大龙河畔”出发的京派传人

作为1940年代的京派文学“新秀”,张秀亚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传承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传统,创作与批评成就斐然。京派传承对张秀亚在台湾地区的“美文”传统开拓及民族散文范式建构实践同样影响深远。张秀亚的文学经验及成就为以流派视角审视现代文学传统在台湾地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两岸文学互动提供了典型样本。

全面抗战初期左翼文艺家历史处境与创作转型研究--基于统一战线的视角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进了基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左翼文艺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与代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文艺家、自由阶级文艺工作者等社会阶层,在共同抗敌、共御外辱的基础之上共同组建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首先使得左翼文艺家走出了左翼文艺“地下”式、“反政府”式的写作环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与写作、批评、出版的自由;同时,新的时代主题、新的历史处境和新的政治形式,也使得左翼文艺家必须转变其创作方式和创作方法,以获得本时期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总体来说,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本时期左翼文艺家的生存处境呈现出一种“自由”与“不自由”复杂纠缠的境地,而对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接纳与改造,则成为本时期左翼文艺家创作转型的核心方针。这些也使得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具有与“五四”和土地革命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

拉丁美洲文学的左翼底色--从加莱亚诺谈起

从世界范围内看“左翼文学”,有两大绕不过的地区,其一是中国,另一处则是拉丁美洲。而较之中国左翼文学,拉丁美洲左翼文学有着更为明显的复杂生成基础。拉丁美洲地区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史、三百余年的被殖民历史交相辉映,使拉丁美洲文学有了不一样的左翼底色。从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入手,通过整理历史与文学的显性和隐性关系,进而梳理拉丁美洲左翼文学的生成脉络,并在这个基础上审视当今的拉美左翼文学发展现状,重新评判作为研究方向的“拉丁美洲左翼文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1945-1949,平津地区文学期刊的向“左”转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双方文艺政策的调整,左翼文学逐渐成为平津文坛的主导力量。认同左翼文学立场的作家成为文学期刊的主宰,许多中间作家开始向"左"转,其他作家则日渐淡出文坛,刊物的作者趋向单一化。在刊物的内容方面,也由先前的多元文学组合,逐渐萎缩成左翼文学独存的格局。

发生学视域下的早期中国左翼文学

1923年至1927年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期。早期左翼文学的发生是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左翼作家和理论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动追求的结果。这些左翼文学先驱将文学看成宣传革命的工具,他们互相呼应,互为援助,共同提出新的文学口号,表达了新的文学观念,以反传统的姿态和强势的革命话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的反叛,左翼文学也得以发生。早期左翼文学虽然在艺术上存在一定的缺失,却为不久之后左翼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1980年代内地武侠文学的发生与革命文学的蜕变——以天津作家冯育楠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与革命文学在美学上存在承继关系。以内地作家冯育楠为例,其小说表现出革命文学的影响,特点是注重塑造理想型侠客形象,注重情节与革命历史的关联,注重特定价值观的传播。这种带有左翼色彩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的作品,并在1980年代内地武侠热中蔚成大观。从发生机制来看,1980年代的内地武侠小说产生于渐趋多元化的市场环境,面对大众读者的娱乐需求,冯育楠试图将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结合,追求“寓教于乐”的效果。大众读者的登场为作家的“文学突围”保驾护航,但他并未走向媚俗。

口述史的历史真实、文学重述与身份认同——以蓝博洲报导文学中左翼历史书写为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报导文学创作风潮快速席卷中国台湾文坛。创作者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历史追溯。蓝博洲在梳理、考证、书写关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横向上联结相关左翼历史记忆,纵向上发掘历史事件真相,既而质疑、解构固有权威论述并重述左翼历史记忆。深入文本可以发现,口述者与创作者正是在记忆的追溯、诉说与重构中找到自我的左翼身份认同。

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向左转”的内面“秀”场——论丁玲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风景书写与主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1930—1933)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然而“风景”是丁玲擅长的书写策略,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总的来说,“向左转”的风景书写自然带有左翼风景描写的整体特征,但丁玲“向左转”之路是一条渐进的思想轨迹,田园牧歌的诗意书写承载了她的审美个性,深挚的乡恋情结与大胆的色彩构图也让她步出左翼的合流,架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再访丁玲的“向左转”之路,观照独具魅力的风景书写是深入其主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主体实践之维:左翼文学的情感叙事与大众化——以1930年代工农革命题材为中心的考察

关注革命现实,挖掘与呈现文艺的革命动员功用是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及“十七年”文学的重要命题。文艺创作如何在切近的时代题材选取中摆脱理论固化的危机,在文学创作的内在转换过程中凸显新的时代命题,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书写的巨大潜能,这始终是左翼文艺的核心问题。1930年代,“大众化”成为左翼文学的内在命题,左翼文艺对“大众”的重构性书写,一方面强调作家群体的工农化出身;另一方面,“大众”作为左翼文本书写对象,不再是松散、无组织的群体,而是具有了民族国家建构功能的阶级,大众主体化成为了具备历史启示性与革命前途召唤性的想象性书写。重新认识文学大众化这一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任务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挖掘二者离与合的张力,对重新钩沉左翼文学创作的历史实绩、理解左翼文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左翼群体中的个人化写作——以萧红创作路径为例

萧红创作与左联文学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被言说的状态。萧红看似走出一条“靠近—学习—超越”的路线,实际上更为复杂。萧红人生中的每个特殊阶段的创作都明显体现出与左翼文学有更深层次的精神联结与分歧。针对这一问题,既要从时代主题背景下寻找左联与萧红创作之间的共通之处,更要结合萧红个人化体验,分析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结与区别,以此说明萧红创作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更有利于为萧红与左翼之间关系言说找到切实的文本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