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声音传达:中国早期发声电影的国家观念建构

有声电影尚未传入时,其技术与理念便在中国产生了反响。青年会外籍干事在众多城市的有声电影演讲及商业影院外国有声电影放映逐渐普及,有声片中的民族语言问题逐渐提上议程。在基于国语的有声电影创作实践中,左翼电影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国语教育运动共同成为语言现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片与方言电影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电影民族性、国际性、地方性间的矛盾,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与结果。

论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诗意现实主义——兼论中国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问题

洪深左翼时期的电影剧作实现了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民族情怀的转变,其表述方式采用了诗意现实主义,文本上呈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家庭兴衰、人事沧桑的变幻图景,隐含着对新时代主体力量的呼喊与期待。由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诗意现实主义可以自然延伸到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不但与同时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它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亦非同一所指。即便同为左翼剧作家,其剧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加以检视。

论中国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婚恋观(1932−1937)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时代的诉求中掀起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革新运动,改变了中国电影业的总体面貌。本文回溯历史,选取1932年−1937年的部分左翼电影作品,依托其中不同的女性镜像,旨在探析传统社会女性不平等婚恋状况的根源、其主体意识觉醒下的新婚恋观的萌生以及在革命意识形态询唤下轻爱情重革命的感召形象,以此发掘左翼电影运动及电影文本的现实美学意义与时代蕴涵。

1932—1937年“左翼影评人”群体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左翼影评人群体”从无到有,迅速崛起。部分受党指派的中共党员、左翼戏剧工作者及进步知识青年基于地缘结构、学缘路径的联结,业缘路径的支撑及政治主张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聚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一支以电影批评为锐利武器并初具组织形态的影评群体。左翼影评人以《申报》《民报》《大晚报》等报纸的电影副刊为主要阵地展开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政治自觉,提升理论素养,完成群体的塑造和巩固,为党在电影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衍的追述与“党的电影小组”的基本史实之演变

学界对于“党的电影小组”的活动及意义的描述与阐发,往往甚于对其基本史实的实证考察。现有关于其基本史实的著述,皆源于夏衍个人的回忆而缺少一手史料的支撑,而其成员与同路人的相关忆述,以及后世史家对这些基本史实的书写,则大体上照搬了夏衍的说法,只在个别细节上或有所发挥。夏衍的回忆,也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建构出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党的电影小组”的基本面貌及其在影史书写中的演变。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一个电影组织,倘若始终处在一手史料付之阙如的状态上,实属憾事,甚至不免会反噬其真实性。

移动DR床旁胸片对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后泵角度评估的可行性探讨

目的:探讨移动DR床旁胸片对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后泵角度评估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搜集自2019年3月我院开展第三代连续流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临床实验以来,接受手术的患者共24例。根据全国放射科QA/QC学术研讨会纪要标准对所有患者术后当天、ICU期间连续拍摄的每张床旁胸片进行图像质量评级,测量等级为优的床旁胸片以及转出ICU后第1张心脏远达片的辅助装置流入管冠状角,以流入管冠状角作为泵角度的评估指标,比较术后当天与ICU最后1天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并评估观察者间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比较ICU最后1天床旁胸片与心脏远达片流入管冠状角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并分析术后当天床旁胸片流入管冠状角与患者基线特征包括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体质量指数及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期横径、胸廓横径、术前心胸比率的相关性。结果:24例患者术后当天与ICU最后1天的冠状角[分别为(31.8±24.7)°和(30.0±2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1,P>0.05);观察者间可重复性好(术后当天冠状角ICC=0.999,P<0.01;ICU最后一天冠状角ICC=0.997,P<0.01)。连续测量的冠状角大小变化主要受心影大小变化及投照体位的影响。ICU最后1天与心脏远达片冠状角[(32.1±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6,P>0.05)。冠状角仅与患者体重及体质量指数有弱的负相关性(r=-0.442、-0.554,P值均<0.05)。结论:24例患者ICU期间泵角度未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后使用移动DR床旁胸片对泵角度进行评估是可行的,可以为泵角度的随访提供可靠的基础和依据;较低的体重及体质量指数可能与较宽的冠状角度有关。

延安时期电化教育成因探析

作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电化教育,其诞生、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内外界社会历史背景。内部因素: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是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当时延安民众的教育需求是其诞生的社会背景,电教专业人才奔赴革命圣地和电教设备的添置是其诞生和发展具备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外部因素: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国防教育的实践需求是中共延安时期电化教育诞生、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推动因素。

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

"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初衷,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电影史链条上各相关时期的电影既有承继关系,也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主旋律电影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兼容、挪用了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其内涵在扩展、丰富,疆界在拓宽。如果主旋律电影走向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化,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主旋律电影也因此会走上一条前景更广阔的道路。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左翼电影、国防电影与新中国电影的血缘渊源——以1937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青年进行曲》为例

新华影业公司出品于1937年的《青年进行曲》再次证明,作为国防电影升级换代的母本,左翼电影与1949年后新中国电影的思想品质和艺术表现形式,存在着诸多的内在逻辑关联,拥有相同基因谱系并且形成事实上的隔代遗传。在三者血缘相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性不仅决定着新中国电影中人物的正反面形象,还使得"大脸"成为女性正面人物的主流脸型,"狐狸脸"则沦为有钱阶级-资产阶级女性人物的标准配置。

可见的左翼“十七年”郑君里电影的再探讨

郑君里最为重要的导演生涯是在1949年前后到1964年期间,这个时期他的电影作品与政治导向紧密关联,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君里是中国早期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的起草人,其作品在延续以左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同时,又将政治规训自我内化,不断拓展电影在思想和美学的表现空间。通过梳理郑君里"十七年"导演的五部影片,佐证极"左"政治高压下对艺术创作主体的影响,乃至对艺术家的人身伤害;左翼文化有其积极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建设意义,但当其要求电影艺术的美学实践依附在强势政治文化下时,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对郑君里"十七年"期间导演的作品进行考察,也为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重评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运动从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的《最近行动纲领》始,至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上海被迫终止。对这一论题作重新评述,我们需要介绍当时电影公司的发展状况,详细梳理左翼电影运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区分之前电影史家极易混淆的影评人小组和电影小组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并重新评价这两个小组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还需兼顾当时的电影批评,特别是有关"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以及围绕"国防电影"所展开的争论,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等重要事件。

新旧电影中女主人公的道德站位——兼析1934年的国粹电影《归来》

主题和题材局限于家庭伦理、婚姻恋爱以及武侠神怪的旧市民电影,女主人公多有道德瑕疵甚至性别原罪,或者身处道德低位。左翼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几乎全部出身于社会底层,即便是成为性工作者,也是品德高尚,大则忧国忧民、心系国家民族,小则鄙视金钱名利、无私奉献,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指向或曰革命性的道德光辉。有条件地抽取借助左翼电影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其女主人公更多的是体现超阶级性的人性情怀和更符合新时代潮流的道德情操。《归来》之所以是国粹电影,看上去讲的是作为原配的女主人公回归妻子、慈母原有的道德高位,实际上是编导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传统文化背景下,面对严酷现实,对家庭宗法伦理的道德强调、给出的价值理念指南。

左翼电影的道德激情、暴力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体现性与宣传性——以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左翼电影《天明》为例

《天明》可以说是在以左翼思想指导下,最早对性工作者给予正面理解和同情的现存影片文本。不同的是,《天明》中女主人公所使用的反抗手段和依附的暴力集团行为,融入了强烈的道德激情和政治革命色彩;在深层次上,资本家强暴菱菱触犯了中国道德禁区——对处女贞洁的剥夺,在浅层次上,"趁人之危"的做恶方式,破坏了民众共同遵守的道德戒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左翼电影或者是具有左翼倾向电影在中国普通民众当中有那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电影《春蚕》: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市场的结晶

1930年代初期,日益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920年代旧市民电影的衰败,由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新观众群体的涌现和竞争对手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电影制作方针,迫使以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与左翼文艺合作的制片路线,以图换取市场生存空间,这就是改编左翼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春蚕》的背景。《春蚕》虽然出现在左翼电影高产之年,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或曰经典左翼电影;影片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图解占据和挤压了原先就很逼仄的艺术叙事空间;小说《春蚕》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塑造了荷花这个"女二流子"形象,但影片没能将她进一步丰满、开掘。然而,恰恰就是从电影《春蚕》开始,明星影片公司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元素,开拓出一条新市民电影的制作新路线。因此,电影《春蚕》既是解读1933年左翼文学与电影内在关联的范例,又是"明星"公司在"左翼电影年"内制片路线改变后一个可供读解的标本。

第三种声音:1930年代国粹电影的生态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有新、旧之分,宣扬抗日救亡、为弱势阶层发声的左翼电影属于新电影,这是学术界多年来的公论。但研读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1938年之前的电影文本就会发现,新电影还包括有条件地抽取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以扩大市场份额的新市民电影,以及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同时又反对新市民电影侧重都市文化消费的国粹电影。国粹电影生成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在对待传统文化大是大非的态度上,摒弃了以往旧市民电影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取用原则,代之以选取优质资源,试图在新时代潮流中为故邦找寻家国一体的立身之本、确立强健民族新生命脉动的努力。作为第三种声音,国粹电影不仅即时进入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电影多元化的新一代话语编程体系,而且成为其结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型社会中的类型分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成为一种广泛流行、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和工业制度。本土“明星”承载起传播传统文化意识和时代精神状况的重要责任,并呈现出三种典型角色一是“悲剧明星”成为黑暗社会的控诉者。二是“左翼明星”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三是“有声明星”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

1930年代新市民电影的盛装返场——以2010年的《让子弹飞》为例

影片中的历史景象不全是编造出来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故事里的人物和事情还可笑,这就是魔幻历史主义的创作态度。把可笑的历史以故事的形式演绎成电影并在市场上大卖其钱,这就是科学现实主义的制片策略。是的,这样的电影很庸俗,但庸俗自有其道理;这样的制片方针和讨巧设计,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早已有之,那就是新市民电影。《让子弹飞》中就是新市民电影在2000年以后大陆上映的新版本,也是继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之后,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姜文,面对市场生态做出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