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的四条进路及其批判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主要体现出四条思想进路,即把共产主义视为柏拉图式先在性理念和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的理念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反对现实矛盾的社会对抗运动的现实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阶段中所凸显的共同性趋势的内在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以审美变革为基础的感性化倾向。这四种进路一方面体现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在新条件下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策略的尝试和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曲解和误解。总结、反思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中的趋向,以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展开批判,能够为我们在当代条件下更好认识共产主义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左翼话语中的台湾地区革命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同胞命运的日益关切,内地报刊发表的涉台文章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章不仅深度有明显提升,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不少小说、话剧等体裁的作品。涉台的文学类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背后还可见中共及左联的影响。中共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对台湾地区革命的关心,除了指导台共的成立,还体现在左联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台湾地区革命的书写上。内地左翼文坛以“阶级斗争”为基调,关注台湾地区工农阶级的命运前途,丰富了中国内地的涉台书写与关注视角。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内地左翼响应中共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淡化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弱小民族”为话语桥梁,在阶级与民族之间架起了书写台湾地区革命的新空间。

佚文《新舞台的角色》和北平时期的孙犁

《新舞台的角色》发表在天津1934年11月12日、15日、20日的《益世报》第14版上,是孙犁的佚文。它与《北平的地台戏》一起,开启了孙犁对话剧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这篇特写对进步话剧演员进行了介绍,突出了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个性张扬、演技精湛、多才多艺,是真正为民众、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与旧戏演员有着本质的区别。北平时期的孙犁,关注时代进步、追踪文艺新潮,所写文章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左翼文艺青年的特质。在以后的革命和文学生涯中,这种特质若隐若现,最终铸就了一个独特的孙犁。

民族意识的声音传达:中国早期发声电影的国家观念建构

有声电影尚未传入时,其技术与理念便在中国产生了反响。青年会外籍干事在众多城市的有声电影演讲及商业影院外国有声电影放映逐渐普及,有声片中的民族语言问题逐渐提上议程。在基于国语的有声电影创作实践中,左翼电影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国语教育运动共同成为语言现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片与方言电影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电影民族性、国际性、地方性间的矛盾,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与结果。

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审视--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为中心

由自由主义文人徐志摩创作、邵洵美续作的小说《珰女士》以“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捕、营救和牺牲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并对丁玲、沈从文等文坛著名文人故事加以融入和演绎。这部小说体现出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人道主义层面的同情、意识形态维度的质疑及爱国主义立场下的理解。《珰女士》作为徐志摩创作的重要小说,不仅是全面认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亦是洞悉20世纪30年代文坛与文学思潮的重要窗口。《珰女士》的成书背景、故事影射及背后创作动机,反映出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启蒙话语的失落、政治身份的错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和生存焦虑。

论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诗意现实主义——兼论中国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问题

洪深左翼时期的电影剧作实现了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民族情怀的转变,其表述方式采用了诗意现实主义,文本上呈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家庭兴衰、人事沧桑的变幻图景,隐含着对新时代主体力量的呼喊与期待。由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诗意现实主义可以自然延伸到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不但与同时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它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亦非同一所指。即便同为左翼剧作家,其剧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加以检视。

西方左翼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三重维度

西方左翼学者主要从“文化霸权”“民族文化”“大众文化”三重维度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批判。首先,阐述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明确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其次,分析资本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殖民地本土文化边缘化现象,谴责了殖民主义文化渗透所引发的民族文化生存与民族文化认同等系列问题;最后,揭露资本逻辑操控下被标准化和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生产异化危机,挖掘出文化帝国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本质。西方左翼学者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因种种因素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方法的偏离或对资本主义的暧昧态度,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存在一定缺陷。

《泰东日报》与左翼文学思潮在大连的早期传播

《泰东日报》是日本侵占大连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中文报纸。该报前期在有亲中倾向的金子平吉及资深革命党人傅立鱼主持时期,有一定的办报独立性,于1919年至1928年间刊(转)载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俄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表现出同情左翼的立场。《泰东日报》对左翼思潮的传播与新文学密切相关,如对中国早期左翼思想先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多有关注,还登载了如沈雁冰、田汉、沈泽民、蒋光慈等人的左翼文学理论及作品。其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刊载理论与创作并重,且时间与关内近乎同步。左翼文学思潮在大连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反殖民意义,不仅及时地为大连人民传递了最新文坛动态,其中所蕴含的反帝思想更为大连的左翼反抗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精神支持。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动力、特征与抗争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不断进步的数字化科技,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其中数字社会主义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的乐观精神。广义的数字社会主义既包括凯文·凯利提出的狭义“数字社会主义”,也包括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平台社会主义等其他类型。尽管各种数字社会主义类型的理论内涵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却蕴含了共同的理论要素。数字社会主义在理论主题选择、发展逻辑构建、理论向实践转变等方面表达了西方左翼的理论智慧和批判态度,同时又反映出他们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中所具有的勇气与斗争精神。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主体性”与左翼文学叙述的审美维度(1930-1937)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潜能,不但在于其思想、语言对读者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其审美形式本身。左翼知识分子将根本变革现存体制的诉求和对统治阶级的否定,以明白直述或曲笔暗示以及运用语言和形象的方式表现在左翼文学作品中,这些想象和叙述是左翼文学自身的感性、理性和反抗维度,即由审美形式构成的维度。在反帝反封建、反强权反专制的过程中,左翼文学的审美形式强化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展现了它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力。左翼文学对现存现实及其经验的超越,打开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和异化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触动了反抗者的主体性潜能的复苏和再生,并以审美形式为本体开启了新的体验层面。依托审美形式上的正确性,左翼文学有效地反映了劳苦大众在专制体制下被奴化、被损害的状态和渴望自由求解放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将激起人们征服苦难和释放主体性潜能的冲动。

20世纪30年代左翼科学小品创作再考察

20世纪30年代,科学小品作为文学与科学相互渗透的一种特殊文体应运而生,它是科学化、大众化、革命化三者交汇的产物,可视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城市文化斗争中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在创作动机上,科学小品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转变,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在创作风格上,科学小品既有嬉笑怒骂的讽刺,又有辩证唯物的剖析,深化了左翼作品创作的内容和手段;在价值归宿上,科学小品将视角从日常琐碎转向社会整体,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存斗争转喻为宏大的社会革命。总的来讲,科学小品成功地将科学与革命的主题结合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缩影。

《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与左翼文艺风貌

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来越严格。作为一本新潮的纯文学杂志,宣称走“中间路线”的《现代》(1932)(截至5卷6期)却刊登了大量无产阶级艺术作品及理论,反映着当时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前后参与并影响《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至少有7人,他们在文学观念、政治立场和杂志利益取向上都有区别。并且,当时左翼文学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框架。从而在文化价值、政治取向、经济利益和理论发展几重效应叠加下,《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呈现出独特的左翼文艺风貌。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的美国影响——以周扬早期译介为例(1928-1932)

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受到的“国际”影响不仅包括苏、日两大文艺资源,也涉及到欧美等国的思想因子。周扬早期译介的美国左翼文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作家众多,具有持续性、目的性、多样性等特征。周扬既根据中国左翼文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作家和作品,同时美国左翼文艺又影响了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革命作家等问题的认识。1930年代前后中国左翼文艺中的美国因素,既有美国左翼作家和作品译介,还有中国左翼作家在心理和思想层面上接受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它们共同参与着中国左翼文艺的建构。

困境与破局:论国民党文化“围剿”与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交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围剿”有其内在的缘由与策略。国民党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重夺文艺话语权的意愿以及蒋介石文化复古主义的排他性是国民党开展文化“围剿”的具体缘由。以次充好、以古非今、软硬兼施以及选择性虚无则是其文化“围剿”的具体策略。在此过程中,中共以调适文化战线、廓清思想谬论、高扬思想启蒙以及把握社会脉搏作为破局之道,在破解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张秀亚:从“大龙河畔”出发的京派传人

作为1940年代的京派文学“新秀”,张秀亚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传承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传统,创作与批评成就斐然。京派传承对张秀亚在台湾地区的“美文”传统开拓及民族散文范式建构实践同样影响深远。张秀亚的文学经验及成就为以流派视角审视现代文学传统在台湾地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两岸文学互动提供了典型样本。

马克思“按需分配”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从西方左翼学者的质疑谈起

马克思“按需分配”理论是其对未来理想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代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中分配形式的制度设计,尽管在原典中并未完全展开,但为认识和理解未来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和分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致思方向。一些西方左翼学者针对这一理论从不同维度质疑,特别是针对其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出了乌托邦式评价,对这些观点需要予以及时地回应和批判。“批判的武器”则需要从马克思理论原典中发掘关于按需分配的目的、对需求概念的基本理解以及对需求与解放之间关系的论述和论断,进而结合当代中国分配理论和分配政策,对其合理性和现实性进一步阐发,这应成为理论研究回应现实要求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