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改造》杂志是五四时期的一份重要刊物。在1919年9月至1922年9月的三年时间里,它对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俄国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译介,同时,它还成为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主要阵地之一。《改造》杂志在对社会主义思想译介的过程中,摈弃门户之见,注重学理研究,兼具实效性,因此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不过,它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反对走俄国革命道路,表现出一种不协调的温和色彩,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五四启蒙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争鸣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无借鉴。

现代传播学视野下的五四期刊专号

五四时期期刊专号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社会调查与研究、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启开蒙昧、构筑蓝图和发轫的作用;对期刊专号的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探索也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

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开始的歌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潮州歌谣研究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它立足于乡邦文献和地域文化,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展开和深入。近百年来,潮州歌谣以地域文化的姿态,介入现代学术潮流,而其研究亦具有了学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概说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 ,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 。

“缺席”的五四新人——徐悲鸿1918年画学思想嬗变考略

1917年12月徐悲鸿到达北京,1918年3月成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1月离京,前后盘桓一年时间。徐悲鸿赴京主要为留学法国做筹谋预备,而他的留法动机,实则与此时段国内所兴起的“旅欧教育运动”息息相关。徐悲鸿居京期间执教北大画法研究会,先后发表三篇文章阐明其画学思想。尤其是第一篇《美与艺》与第三篇《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虽然发表时间相距只有短短不足一月,却透露出其艺术观点颇有变化。徐悲鸿这种思想激变背后,与其时北京大学学术氛围、新文化运动的媒介影响、蔡元培的文化策略等多有关系。

论林语堂早期语言学研究与新文化运动

林语堂早期语言学研究主要涉及索引、方言和拼音3个方面。正是他在语言学领域内的建树,为启蒙精神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切实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通过对林语堂早期语言学研究的研究,人们能更好地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林语堂的思想,并进而厘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

在时代狂飙袭来后的坚守——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比较

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都是"五四"后期诞生的保守主义文化社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之后,回首当初他们卷入的文化艺术之争,至今仍有意义:"五四"时期文化文艺的交流和论争,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必然体现,符合人类文明提高和发展的规律,也符合辛亥革命后和"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文艺发展的实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偏激口号和做法,对中外文化和中外美术,他们都表现出公正的态度,执着地坚守传统文化,但是分析批判不够,有不自觉的"护短"现象;他们主张"博采新知"或"融化新知",但对怎样吸取西方文化艺术的合理部分,或重视不够,或在思维方式和运用方法上笨拙不当。因此,在总体文化理念上,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保守主义倾向。今天,厘清当初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偏激和保守,可以得到诸多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文艺发展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

通过梳理以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分析其诞生的时期、精神和研究对象,认为歌谣和风俗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歌谣研究希望以白话来代替文言,是当时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风俗调查则通过风俗以了解社会,而促进社会的改革更多地被留给社会学。中国近代民俗研究发端于新文化运动,受到一批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成果丰硕,但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限制,认不清自己的对象、本质和规律。文章通过梳理中国民俗学的诞生和历史,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认识民俗的对象本质,建立科学的民俗学。

“汉服”的概念内涵与汉服体系的建构路径

“汉服”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频繁提及始于2002年,初衷是为解决“现代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是什么”的历史遗留问题。汉民族服饰的断裂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明末清初的“薙发易服”政令导致汉族的民族服装中断;二是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社会,使非西方文明的民族服饰应用场景发生转型。21世纪初兴起自中国民间草根的汉服复兴运动,因为理论的不健全,使公众对于“汉服”概念产生误解:一是混淆了“汉族民族服饰”和“汉族民间服饰”两个概念;二是把汉服放到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框架中分析,用“个性”款式淡化了汉服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否认汉民族服饰的整体存在。如果要理性地看待“汉服”这一事物,必须要树立“汉服研究”思路,走出古代服饰史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视角,完成现代汉服服饰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理论重构,实现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的接续发展。

近年来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

发生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界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兴起的历史背景、性质、意义及其局限性、运动中的主要倡导者等方面。梳理近年来有关新文化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镜鉴。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化运动研究述评

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全面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后二十年,学术界在材料收集和人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视野也趋于宏观,并形成学术热点,产生了学术争鸣。进入新世纪,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继续推进,学术空白得到一定程度的填补,个别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但广大学者在拓宽研究视野,转变研究视角,加强资料收集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研究系喉舌”与“新文化阵地”--《晨报》及其副刊定性评价差异考论

《晨报》及其副刊存在评价的明显差异,正张是作为研究系喉舌的政党报,副刊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考辨研究系的办报津贴、被突出的梁启超与被忽略的蒲伯英等问题入手,进一步探究外界评价与该报“不党”的自我声明之间的张力所在,揭示评价差异的背后是1920年代中国政治演进与文化课题的缠夹在报业实践中的体现。

“反思现代性”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反思现代性”的时代语境中,梁启超思想获得重新地理解和重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梁启超与其他文化保守派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梁启超由一个有落伍嫌疑的晚清立宪派维新思想家、政论家,变成一个晚年仍有广泛影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受到学界瞻仰和推崇,继续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

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何以能够战胜儒学?

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受过科学大潮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拥抱"赛先生",以致科学得以冲破儒学的束缚,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快速长成参天大树。科学何以能够在中国战胜儒学,赢得胡适所言的"无上尊严的地位"?深入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大潮的特征后发现,之所以民国初期"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主要是因为科学与儒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宗旨的设定、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占有优势。但是,科学与儒学均有各自的社会功用,故既不能以儒学抵制科学,也不能用科学取代儒学。关键在于:任何学术观点都要接受理性的洗礼和事实的检验,科学需要如此,儒学也不能例外。

民国期刊推动中国文化起源研究刍议

20世纪20-40年代,民国学人大规模地讨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涵盖了有关中国传说古史的论辩、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化多地起源等领域。在推广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过程中,民国期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表现为:学者办刊,引领学术发展;运用多种传播方式,以论辩推动研究深入;及时刊发,加快传播速度等。民国期刊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还促进了科学史观在中国文化起源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推广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但不少民国期刊存续时间过短,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传播往往昙花一现,没能为推动本领域的学术发展提供持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