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Criticism and Poetry Interpretation

New Criticism is a dominant trend i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New Criticism,focusing on the text and emphasizing close reading,finds its excellence in poetry interpretation.This essay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the ap proach-close reading,and terms of New Criticism.The essay analyzes the metaphysical poem"Virtue"written by George Her bert by the use of New Criticism.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新工业诗歌:“新感性”及“西部”多维审美——兼谈马行的诗歌

随着20世纪末“打工诗”的盛行,工业诗歌的语言在市场化、消费化及数字时代发展中不断被标准化、同质化,断开了与人类、世界的密切关联。马行不再囿于集体抒情或个体视角,在勘探队员、诗人的双重维度上,从人性、物性、神性的角度深入工业日常探讨当代“西部”书写所表现出来的多维审美意蕴。诗人感性中的莽苍广阔的荒野,折射出“新感性”的忧虑与省思,在新工业诗歌中反思工业技术的物化、工业中心化,展示了新工业诗歌的开拓性、创造性,从单一诗化的“感性”中重构“新感性”中物与人、自然与现实、工业与新工业的关系,以敏感、活跃及超越意志进行纯净、豁达的哲理观照,从而构筑新工业诗歌中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科技的“和美”关系,展现“新工业诗歌”多维审美中建构“西部”大地上诗意栖居可能。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基于新见史料的刘荣恩诗歌初探

随着刘荣恩新见史料的发掘以及诗集的首次出版,刘荣恩诗歌创作及相关批评渐渐浮出历史地表,这位被文学史所“埋藏”的诗人在华北沦陷区诗人群中一直以“沉重的独语”为人所知,但长期未得到更多深入的研究和评价。事实上,刘荣恩的诗不只呈现“忧愁”“伤感”的基调--这一命题也曾引起诗坛上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宏观来看,刘荣恩诗作中陌生化效果的营造、异质意象的融合与建造、意境之深幽奇崛的表达,为新诗在中国古典传统秩序的继承上增加了一环,并特别以“奇异之梦”的诗性空间扩展了新诗认识和再造传统的空间,其诗歌的意义仍需被发掘和重估。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论21世纪新诗对“境界”传统的新释与新构

自“境界”论形成以来,学界对“境界”的内涵、外延及影响的探述卷帙浩繁。但由于王国维对“境界”缺乏明晰的界定,因而“境界”论一直处于笼统“模糊”状态。21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和诗人跳脱出既往学界对“境界”的传统认知,对“境界”进行了新的阐释。他们不再局限于从“感受经验”的层面阐释“境界”,而认为“境界=境+界”,并将超越性、博大高远、圆融完全及语言的特殊效果等视为“境界”的独特内涵,构成其对“境界”传统的新发现。与此同时,一些诗人和学者从诗人的境界和诗的境界两方面着手建构新的“境界”,前者主要体现在诗人的担当意识、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等彰显的博大胸襟和高远情怀;后者则包括诗歌内容所抵达的境界和语言所构筑的“言境”,由此形成新诗对自身“境界”传统的建构路径,其对当下和未来的诗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的新变——以都市消费文化兴起为背景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十分繁盛。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刊物、作者多集中在上海、浙江等地。依托报刊的刊载、唱和,文人讲述自己的恋情,由此将个人式的抒情呈现在公共空间当中。民国成立以后,报刊上载有一种新艳体,在内容、用词、风格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艳体,都市生活意象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民初艳体的繁盛与都市消费文化兴起密切相关。借由印刷技术的批量复制,艳体本身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和商品的包装形式。它的主旨与传统寄托说相背而行,以其销魂的内容、缠绵的用语,瓦解了传统士大夫强调的精英意识。总之,近代大都市的产生以及印刷媒介的发展,对艳体的内容、体式以及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造成清末民初艳体新变的重要因素。

思潮迭起,流派纷呈:新时期诗歌多元化艺术探索

新时期诗歌创作展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流变性。诗歌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活力和生命力。这种多元化艺术探索不仅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与深化,也是对诗歌艺术本体的回归与拓展,新时期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艺术经验和思考,并呈现出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拟古诗似今体:论南朝时期的节选式模拟

从刘宋中后期开始,文士在对往世名篇进行模拟的时候,有时并不会像汉晋的写作者那样对全篇进行模仿,而是会对原作的一部分进行模拟。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节选式模拟。这些经过节选式模拟而产生的作品,一方面在篇幅上较原作有所缩短:另一方面其风格也和古朴温厚的原作不同,更接近于南朝新体的精致新巧。节选式模拟的本质并非承袭汉魏旧作,而是根据新体诗的审美对汉魏旧作进行改造。其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简化层次与突出秀句。此类改写原作之作品的产生,体现出拟古写作传统在晋宋齐梁之间发生了断裂。

日常口语的“驯服”与诗化——论新媒体语境下的新诗语言策略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诗语言因受“网话”的影响而倾向于口语化,甚至掀起“口语诗”的热潮。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诗与读者的距离,但过分口语化会导致诗歌趋向低俗、污秽而不堪卒读。诗人们面对这种倾向,运用悖论、隐喻、反讽等修辞和智性传达等方式“驯服”口语并让其诗化,构筑出诗歌语言的强劲张力,从而形成其对新媒体语境下诗歌语言策略的探索与尝试,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口语化对新诗语言诗性的破坏或淡化危机。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新丝路诗歌传播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塑

新丝路诗歌所蕴含的中国“天人合一”审美理念契合现代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性,重塑了丝绸之路起点的本地经验共同体。这些创作者与行动者以诗歌共情传播凝聚起中华民族思想感情形成了情感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创作、个体主体性的自由创作和学术性创作相结合的生产机制建构了不同的创作共同体。要推动这些情感共同体、创作共同体走向“一带一路”区域文化共同体,需要保持现代性在场形塑传播共同体——加快跨文化传播主体的现代转型、弘扬跨文化对话“间在”的民族精神、调整新丝路文化公共领域的情感结构及搭建国际艺术生态系统。

论沈奇对“诗味”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身兼诗人与诗评家双重身份的沈奇对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和考察比较后发现百年新诗发展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在于缺乏“诗味”,因而他“返身”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诗味”的重要性,并探寻了古典诗词中“味”的具体内涵,重新发现了禅味、韵味、雅味和趣味等各种诗味,由此他建构了独特的“诗味论”,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进行实践,构建出其诗中耐人寻味的“诗味”。这既是对古典诗歌传统中“诗味”的再发现,亦是对现代汉诗“诗味”的一种重构尝试,无疑对“诗味”淡寡的百年新诗,具有纠偏与矫正的重要诗学启示意义。

杜诗“细柳新蒲”意象创造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杜甫在至德二载春写的著名诗歌《哀江头》中,用“细柳新蒲”这一意象表达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抒发哀伤愁苦之情,这一意象的使用及内涵表达是杜甫首创,影响了后世的诸多诗人。宋人在杜诗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意象内涵,在描写自然景观、抒发兴亡之感方面,使其成为典故使用流传下来;而明诗人在描写自然景观与表达个人哀伤内涵方面使用这一意象较为集中。至集大成的清代,清诗人开拓了这一意象在咏史怀古方面的运用,且在国家兴亡、个人哀伤、自然景观内涵方面,都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有所延伸和拓展。

Retracing the Meeting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French Symbolist Poetry:The Debate of The Cats by Charles Baudelaire

In 1962,the Russian linguist Romain Jakobson and the French anthropologist Claude Lévi-Strauss co-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poem The Cats(Les Chats)by Charles Baudelaire.Based on linguistic and ethnological references,their study focuses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famous Baudelairian sonnet at several levels such as phonological,phonetic,syntactic,prosodic,and semantic.Many critical papers were published as soon as this work appeared.Faced with the crowd of dispute and opposition,Jakobson and Lévi-Strauss wrote a series of journalistic or monographic articles to explain and defend themselves.Our study aims to be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dispute,proposing to analyze the criticisms of Riffatere,Mounin,and Frandon,and giving a reading of Jakobson’s reply.In conclusion,we will try to relate this debate to the French New Criticism(la Nouvelle Critique)to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mpor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