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生产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者互动式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及其中国当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从“点状”到“面状”,已呈“立体状”。在新型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创新中,知识产权是其内核。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注重本土资源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要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通过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强化司法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的促进作用,营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律环境。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知识产权具有要素资源和法权双重属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的信用法治化研究

信用法治化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法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地都面临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机遇和重大挑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应实现顶层设计从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过渡,强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防范信用泛化,加强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强化信用服务机构的培育机制,加强信用环境塑造。完善社会信用法治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作为未来国家建设中流砥柱的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存在社会法治环境缺失影响法治观培养,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高校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健全,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完善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路径是: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健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律观念。

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矿山环境问题与防治对策

阐述了我国矿山环境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矿山生产环境恶劣、"三废"排放、地质灾害、环境资源破坏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明晰的矿山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完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实施矿山环境准入制度等管理制度治理途径,同时还提出了清洁生产、"三废"治理、废弃地生态恢复等技术防治措施,以改善我国的矿山环境。

法律环境、金字塔结构与家族企业的“掏空”行为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多数采用金字塔结构实现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为严重。以2002-2004年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环境及金字塔结构与"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性家族"掏空"上市公司的概率与其拥有的现金流量权显著负相关,与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正相关;同时,较高的法治水平能够有效地遏制控制性家族的"掏空"行为。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股东权利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结构,对于推进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权的确立及法定化

以保护私人权利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权利观在保护环境上存在缺陷。经过近半世纪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环境权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各国根据国情不同采取不同的环境权法定化模式。我国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将环境权在环境保护法中具体化,并加强民法、诉讼法和刑法等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保证公民环境权真正实现。

祭祀权:法权认知与制度再造

祭祀权是有利益关系的生者对死者的哀吊、追思并葆有特定权益的权利。祭祀行为、仪式及其所蕴含之身份性、人格性、财产性利益是否构成一种法权,在现代社会无疑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古老的风俗遗存,祭祀权的确证不仅可以明晰私权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基本人伦与道德,尚能凝聚人心,形成具有民族内蕴的价值观共同体,实现家国关系的和谐融通。文章通过考察祭祀权之价值理据与权利属性,论证其独有之制度功能并就其于未来民法典中的体系化位置提出一己之见。

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3—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计量分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实证检验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动机和便利,使得这类公司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法律制度的环境和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法制环境、两权分离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实证检验了法制环境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程度越高,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大,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制环境越好,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法制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的缓解两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负面影响;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基于公司产权性质的分析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受法制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影响更加显著。

排污权的法域归属探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排污权作为一项权利提出以后,其法律性质及法域归属问题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排污权是以环境容量为客体的用益物权,归属物权法域。从排污权的特殊性和现有立法规定看,排污权是以环境资源为客体的一种环境权,归属于环境法域。

法律环境、金字塔结构与家族企业的“掏空”行为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多数采用金字塔结构实现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为严重。以2002-2004年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论文实证考察了家族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环境及金字塔结构与"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性家族"掏空"上市公司的概率与其拥有的现金流量权显著负相关,与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正相关;同时,较高的法治水平能够有效地遏制控制性家族的"掏空"行为。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股东权利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结构,对于推进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认知的培养和提高

依法治国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而法律认知是法律意识的首要表现。法律认知的培养和提高需要内在的因素和外部的条件。内在的因素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相信、渴望和需要法律。外部的条件有法律环境和培养、提高的方式方法。

论环境享有权作为环境法上权利的核心构造

环境享有权是每个公民(自然人)生存本能需求的表达,既包括对清洁环境要素的生理享受,也包括对优美景观、原生自然状况的精神和心理享受。环境法上权利群落中绝大多数权利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或多或少可为现有部门法之法律解释所涵盖,或者为传统部门法中理论基础较完善与发达的母权利所演绎得出。而对于公民对良好环境享有需求的保护则不然,其要么遇到了我国实定法上的障碍,要么已穷尽现实中法律解释之空间,环境享有权的缺失无助于我国全社会范围内环保工作的社会动员,也无法提供基于精神层面审美需求凝聚的社会共识所需要的权能。环境享有权的功能恰恰在于保护公民拥有的舒适环境、能够欣赏文化与自然美。这种新型的权利类型应是我国环境法上权利的核心构造,也应在现实司法裁判中通过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方式逐步得以确立。

论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完善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建设法治政府和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重要标志。环境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然而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政府,其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发挥并不充分。在阐释政府责任的意蕴、政府责任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上,从法律视角探析了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逻辑缺失主要表现为政府责任的缺位、虚位和越位。对于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现实问题,需要从加强政府环境责任的固定化、有效化和司法化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从而填补政府责任的法律空缺,加强环境治理。

法治生态化:治理环境“邻避”的路径选择

环境"邻避"冲突的发生并非单一消极情绪的集结与负面情绪的爆发;也昭示出随着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不断深入,人们对污染的忍受限度在不断萎缩。虽然人们忍受污染的心理空间在不断压缩,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也在不断萎缩,负载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容量也在不断减少,但为了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基本的社会需求,有些被"污名化"的项目必须建在某个后院。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以法治生态化为核心,从项目的决策、规划、建设、建成验收、运营监管必须坚持"生态优先、法治保障"的原则,才能有效排除或消解冲突。

私权还是公益?环境法学核心范畴探析

核心范畴研究对于环境法的学科发展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私权不是环境法的核心,以环境权为核心范畴无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利于环境法学的独立和发展。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法益而非权利。只有从环境公益出发,坚持公益视角,才能正确解释环境法诸现象,环境法学才能证明其独立性并构建出独特理论体系,环境法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与财务报告质量

审计委员会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要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关系网络对其履职功能的影响。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关系网络分析模型,探究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位置对其履行企业财务报告监督职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位置越靠近中心,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高,在法制水平高的地区或民营企业中,这一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关系网络能够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外部审计师质量及审计委员会勤勉度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结论支持了关系网络位置对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履职能力的积极作用,表明关系网络位置的效用需与主体职能相契合,也为进一步发挥审计委员会功能、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科技创新亟需更高水平法治保障

创新是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日益密切,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的标准、规则、制度等法治建设,越来越为科技创新提供基础保障和重要驱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构建推动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以科技立法为科技创新提供澎湃动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应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为科技创新提供更高水平法治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科技创新支撑。

企业声誉与内部控制缺陷隐藏:抑制还是庇护

基于声誉视角,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通过选取2012年至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就企业声誉与内部控制缺陷隐藏行为的关系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声誉抑制而非庇护了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缺陷隐藏行为,即企业声誉越高,内部控制缺陷隐藏行为越少,隐藏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未持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企业声誉对内部控制缺陷隐藏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把企业声誉和内部控制缺陷隐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既证实了企业声誉具有治理的功能,又拓宽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