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法律拟制及应变策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加速态势,现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概念是一个法律拟制,是立法者的决断。科学界定“老年人”的法律概念,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源头”方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的“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的老年人概念,在现行涉老法律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给“老年人”下定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现行“老年人”法律概念的主要问题是重历史、轻现实;重节点、轻过程;重生理、轻心理;重扶弱、轻培强;重个体、轻社会。国家立法应当根据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先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5岁的整数年龄,同时,还要根据职业类型作出差别化安排,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科学设计老年人分级制度,授权地方立法试点。我们需要根据人口老龄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不断完善老年人的年龄标准。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竞争激烈和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环保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举措。随着中俄能源合作从传统能源交易扩展至全产业链,现行法律框架已不足以支撑日益加深的合作需求,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和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亟须构建全面的法律机制,以深化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这需要坚持能源安全、能源主权、互惠互利以及绿色发展的原则,全面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多重维度,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加强投资保护,建立价格协商机制,探索生态保护措施。

新时代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创新探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当前,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全新要求,培养理念既要定位于高超法律技能的“法律工匠”目标,更要聚焦于培养坚定法治信仰、崇高职业伦理和优秀法治思维的“法律方家”。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和重点是要强化坚定法治信仰的养成模式、弘扬人文精神的浸润模式、融入信息时代的协同模式、推崇艰苦奋斗的实践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问题探讨

研究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不仅在于保障人类基本权利和价值观的实现,也在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和创新,保障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和稳定。在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人工智能法律地位重要性和研究意义,探讨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内涵和意义以及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社会责任、智能产权相关问题,提出相应法律构想以及未来可能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展望人工智能法律的未来。

论健康医疗数据的法律概念

法律规范因其普适和高度抽象性,各专业领域数据概念往往难以被精确界定。为克服现阶段健康医疗数据法律概念在规范术语命名与内涵不一致及学术研究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需通过明确数据与信息的区别来界定数据概念,并通过辨析健康医疗数据与卫生健康数据来确立健康医疗的概念。基于数据来源和数据主体关联性两个关键维度,定义健康医疗数据为:在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产生,通过电子方式记录,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数据主体有关,能够直接或间接揭示其身心健康状况的信息。

技术标准在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中应用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能够提供一种精确的事实性见解,是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解释的良好素材。但技术标准的机械性、独立性、多元性特征可能挤压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所预留的灵活性,导向与规范目的不相符的解释结论。专业知识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司法不能对技术标准的应用进行审查,在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解释中应用技术标准不属于判断余地。司法可以依循是否应当援引技术标准进行解释、应当选取何种技术标准进行解释、个案解释结论是否符合规范目的三个步骤对行政机关应用技术标准的行为进行审查,以求排除行政机关怠于进行个案判断而一概诉诸技术标准的危险,缓和技术标准所提供精确事实性见解和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所预留灵活性之间的张力。

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

[目的/意义]旨在讨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方法/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相关概念,梳理体系化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之路径。[结果/结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具有主体特定性、程序法定性、目的导向性和过程持续性的特点,在主体职责、具体目标、实践方向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应构建“主体赋责—细化目标—回归实践”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路径。

二战前宪法学中的双重法律概念与法治行政

法律的概念、依法律行政原理是立宪主义国家的基石。日本虽然继受了德国的立宪主义学说,但关于该基础性概念和原理的内容却未形成通说。为探究其原因,本文梳理了二战前后德国和日本宪法学界六位代表性学者对形式性与实质性法律概念的各自解读,以及它们对解释依法律行政、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容、功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提示了对法律概念、法律保留原则新的理解思路,并以此说明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宪政体制与不同学者的立宪主张。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需要才是推动制度建构与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

论“国家安全”的宪法文本表达

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的文本看,我国宪法对“国家安全”的表达存在碎片化呈现、模糊化陈述的特点。历部宪法中“国家安全”的表达与不同时代的国家安全观存在高度耦合关系。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催生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现行宪法没有及时吸纳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不利于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也无法满足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破局的关键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宪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实现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继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构建国家治理的大安全格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生态系统碳汇的法律概念及其权利构造

在碳中和持续推进背景下,由林业碳汇、草原碳汇、海洋碳汇等环境要素碳汇转向生态系统碳汇已成发展趋势。保护碳资产和碳汇收益,推动碳汇交易运转必须在法律层面确认生态系统碳汇权,而碳汇法律概念混淆致使确权困难。生态系统碳汇权蕴含着独立的碳汇价值,无法依附于林权、碳权而存在;且生态系统碳汇与环境要素碳汇既是“集合-单元”式关系又是涵摄式关系,法定生态系统碳汇概念不仅能形成独立的生态系统碳汇权,亦能够为环境要素碳汇概念法定提供范式。生态系统碳汇确权面临法律属性不明、收益主体不明和具体内容模糊等问题。确权的路径在于:首先,明确生态系统碳汇的法律概念为“生态系统碳汇,即经营管理者通过实施自然资源创造、管理和保护,在该生态系统中获得吸收温室气体的碳汇容量的总和。经核证后,经营管理者获得可交易的生态系统碳汇,并依法享有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次,判定生态系统碳汇作为一种容量具备无形财产的属性,生态系统碳汇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碳汇经营管理者为权利主体享有收益;权利内容包括主体通过经营管理行为占有生态系统碳汇,能够对其进行交易、质押、抵债,且主体的处分权应受到严格限制。最后,应当在应对气候变化法和其他专门法中合理纳入生态系统碳汇的内容,形成“从集中到分散”的入法路径。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作为未来国家建设中流砥柱的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存在社会法治环境缺失影响法治观培养,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高校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健全,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完善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路径是: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健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律观念。

论“公职人员”对监察对象概念统合的纵深引领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需注重“公职人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概念统合功能。在对“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等类似概念的规范解读中,注重发挥“公职人员”法律概念的制度统合力。考虑到“公职人员”概念统合的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可以依托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在强化监督的视角中探寻统合的解决思路。其一从“公职人员”概念内涵出发,统一清理现行法律中不适当表述,进而以“公职人员”分步推进统合;其二从概念外延出发,将间接利用公权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公职人员”的外延之中,进一步推进监察全覆盖;其三则是从国内与国际反腐角度出发进行统合,有效降低与涉外反腐法治接轨的成本。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环境污染”概念辨析

如何界定“环境污染”,是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问题。我国现行立法通过“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污染或污染环境”“污染环境”这四种不同方式界定“环境污染”,各国环境法典根据各自国情以及环境法典编纂目的需求定义“环境污染”。环境立法应根据立法目的和任务,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定义“环境污染”,回应环境科学上“环境污染”的多重属性。生态环境法典中界定“环境污染”,应立足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任务,体现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着眼于生态环境法典的“适度法典化”模式选择。我国生态环境法典中“环境污染”概念应当体现“环境污染”的客体概念属性,以界定污染控制的法律范围;体现“环境污染”的事实概念,以构建污染控制编的法律关系及其制度体系;体现“环境污染”的内容概念,以构建“污染环境”的法律责任制度。

生态产品法律概念界定

生态产品法律概念的界定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律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前提。目前规范性文件和学界主要从生态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界定生态产品的概念,鲜有法学视角的界定,无法满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治进路的需要。生态产品法律概念的界定应以践行“两山”理念为价值目标,以实现法律概念的认识功能、优化功能及价值功能为导向,厘清生态产品在法律层面具有生态性、非市场性和财产性的属性。基于此,将生态产品的法律概念界定为:维系生态系统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舒适性环境而无法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供给和增益主体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自然要素或权益,包含公共性生态产品、私人性生态产品和生态资源权益。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与“五四宪法”的政权建构

权力是宪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权力的不同认识造就了不同的宪法。中国共产党将权力的本质理解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并将这种权力观写入了“五四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要通过革命夺回权力,通过选举将权力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权力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集中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元化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分散最高国家权力的“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在权力的分配上,“五四宪法”坚持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但允许对法律权力进行类型化和职权分工。不过,由于缺乏对权力失范的防范意识,“五四宪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制约监督的问题。加上革命法制理念的冲击以及未能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五四宪法”未能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对权力的理解、表达、组织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而它在权力制约监督方面的问题最终在现行宪法中逐步得到解决。

地方立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事项的地方立法采取了概括式、列举式和概括列举式三种表达模式。地方立法遵循明确本质属性、立足历史实践、突出典型特征等逻辑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增强了事实与规范的相对称,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实关系”达成了相对“统一”。目前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时,应当吸收地方立法经验,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其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实现与特别法人定位的有效衔接,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化问题,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以确保法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和适用范围的准确性。

检察侦查权的适用逻辑与实践优化

1979年以来,检察侦查权的发展经历了范围上逐渐限缩、性质上不断回归法律监督属性的演变历程。这一特征决定了检察侦查权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是提高法律监督质效的重要手段。而实践中,检察侦查权适用率低迷、案件线索移送机制不健全、存在“自侦、自捕、自诉”等问题,影响了检察侦查权行使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为此,理念层面需要以能动检察为指导,在规范层面确立检察管辖优先原则,适度松绑检察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在配套机制方面,适度探索设立检察侦查部门,建全案件线索发现和移送的衔接机制,借助数字检察提升检察侦查的精准度。同时,要注重检察侦查权的内外部监督与制约的问题。

法益恢复理论视域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建构

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治理中面临着自身属性较为复杂难以追诉、刑事治理在主体认定和后续治理存在困难和现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立法与实践缺憾的司法难点。法益恢复理论侧重于事后修复,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治理,其因与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上的契合而可以进行结合适用。在未来环境犯罪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中,应首先考虑法益恢复程度和其他因素,明确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底线,同时推广涉及心理契约模型的多元共治理念作为建构思想,从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分别从人大、检察院、法院的不同主体和立法、公诉、审判的不同阶段出发,综合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优化。

涉外法治人才概念界定及审思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学界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这一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但由于缺乏官方定义,专家和学者们对涉外法治人才概念的理解不尽一致,因此有必要从涉外法治人才概念的内涵、外延、涉外法治人才与相关概念辨析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界定及审思,以期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新时代背景下完善法学教育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趋势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任重道远。法学教育对培养法治人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多重实践意义。为有效应对新格局和新形势,需要以法学教育为主题展开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时代赋予法学教育的新理念。在回溯法学教育历史的基础上,应当检视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由此,新时代背景下法学教育应当在塑造职业人格、强化实践力以及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上下功夫,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对高端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法学教育的宗旨、培养计划和目标、教学实践等都要有所调整,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