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重点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助于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形下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作为新设程序,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与该程序相关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违法所得没收申请的具体要求,人民法院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处理等问题,是对司法实践中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工作有所裨益的。

简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对物诉讼、不以被追诉人在案和定罪判决为前提、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等特点。该程序的创设在诉讼理念、诉讼程序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但是,我国还应当扩大该程序的适用范围,明确没收的对象范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

二元模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走向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是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前后热烈讨论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够保障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良好运转。国外对该程序有多重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模式、民事诉讼模式、保安处分模式以及单独立法模式。在我国,也主要存在刑事诉讼说、民事诉讼说与保安处分说三种学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应当单纯地理解为刑事诉讼程序或者民事诉讼程序,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该程序。当前阶段,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具有刑事诉讼的性质,但是在未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必将走向民事诉讼程序。

论刑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该程序的确立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漏洞,对重大案件财产的追回具有重要作用,意味着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或者死亡,其犯罪所得仍有可能被没收。但鉴于目前我国立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程序设计方面还相对抽象,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完善该程序,有力地打击外逃腐败犯罪。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关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中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在实践中适用并不多,理论上的争议却不少。总体上,应当肯定该程序设立的积极意义,并承认其是一种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达成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就可以对此程序中涉及的适用范围、证明标准、权利救济等理论和实践层面出现的具体争议做出法理上一以贯之、实践中规范可行的合理解释:在目前阶段,该程序适用范围应做严格解释;证明标准应较一般刑事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适当放宽;权利救济应进一步细化和加强监督。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其证明标准的比较研究

为高效反腐、有力反恐,实现保护国家利益以及利害关系人权益的需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构建了不需经过定罪程序,便可没收违法所得的对物之诉。正是基于该程序的此特殊之处,引发了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性质的探讨。虽然通过对比,发现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没收模式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没收程序都与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我国设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目的、与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三个角度出发,认为将其定义为刑事诉讼模式更具合理性。尽管刑事诉讼一般都需设置严格的证明标准,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物之诉的特性对证明标准的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应设置处于"优势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的证明标准并配套完善的救济程序。

反腐败追赃视野下美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作为反腐败海外追赃的直接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刑事司法协作上仍有待加强。美国作为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的重点对象国家之一,其对于违法所得的规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美国的民事诉讼没收和刑事诉讼没收是两种不同的程序体系,在证明标准、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范围等方面显著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追赃策略,灵活运用诉讼程序。涉及追赃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选择,同时进行刑事和民事诉讼才能使追赃的没收数额最大化。开展对于赃物没收单行法的研究工作,降低与其他国家在司法交流方面的难度。构建境外追赃中我国独立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的依附关系,以便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进一步明确没收对象和范围,有形资产以外的其他收益纳入刑事没收也可以通过立法确立为没收对象。

刑法中违法所得的泛化适用及其纠偏

实务界与理论界存在泛化适用刑法中违法所得的迹象,表现为涵摄内容的偏移化、与犯罪组成之物的混同化、关联填充的概括化,导致刑法没收范围内外失衡、案件定性失当等弊端。违法所得应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刑事不法行为的直接所得与间接所得。经济价值属性决定违法直接所得作为危害结果时,相应的不法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应限定于交易秩序、公私财产权益。作为不当利益平衡措施的违法所得没收注重对受侵害法益的相对复原,由此决定了法益恢复论能为司法实践锚定违法间接所得的没收范围提供正当且有效的思维工具。合规范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对社会交易秩序的良性恢复,其投资收益部分不应予以没收,以同时实现契合利益衡量的评价效果。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优化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下,我国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也不断加强。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境外在逃贪腐分子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监察机关在该项制度中的定位不明,导致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包括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之间的衔接,被告人到案后重新审理程序以及相关文书送达等问题都影响了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落实。因此应通过加强监察机关与缺席审判制度的融合,明确监察机关在缺席审判中的地位,优化被告人到案后重新审理程序以及送达程序,从而激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释评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在不对人定罪的情况下,单独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顺应了我国反腐、反恐的形势需要,完善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立法。新刑诉法以四个条文规定了没收所得违法程序,分别为程序的启动、受理及公告、审理及裁定、回转,但新刑诉法对于该程序的案件范围和证据制度等方面需要完善。

刑事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属性与实践效果

没收违法所得的正当性在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不当财产秩序进行纠偏,主要目的在于回复合法、正常的财产状态,一定程度上堵截再次犯罪的经济来源,产生有限度的预防效果。没收违法所得不属于刑罚与保安处分,而属于刑事制裁第三轨并具有独立的法律属性,即通过法定诉讼程序使得行为人返还违法所得、回复财产秩序的刑事实体处分,国家通过没收违法所得向持有违法所得的行为人行使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这一刑法后果所产生的实践效果包括:认定违法所得采用高度可能性标准;没收违法所得适用从新原则;没收违法所得不受刑事追诉时效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