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协调发展对建筑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选用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的建筑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粤港澳大湾区对建筑业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大湾区的设立能够显著缓解区域内建筑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并且效果具有持续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在宏观机制方面,大湾区的建设通过强化法治环境与扩大对外开放,能有效促进区域内建筑企业的融资;在异质性方面,相较于规模较大的建筑企业,大湾区在缓解中小建筑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展现更为突出的效果,而在产权异质性下,大湾区对非国有建筑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够起到缓解作用,对国有建筑企业的缓解效果不显著。

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

低强度行政审查下得出的有限事实与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要求存在某种张力,应解决协同性问题。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效率形成的低强度行政审查产生并主要存在于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低强度行政审查满足了“放管服”改革需求,并回应了由此带来的监管挑战。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有赖于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低强度行政审查作为一种认定法律事实的机制,所得出的有限事实可视为“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与行政法体系的紧张关系可得以消解。低强度行政审查的运行需要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改革。

谣言、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短视频平台网络暴力的治理

短视频平台中的网络暴力对网络舆论环境和社会道德共识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网络暴力治理存在着入罪标准界定分歧等治理问题。本研究以大众心理理论和数字治理为基础,分析短视频平台中的群体极化,认为网络暴力在短视频平台基本符合“谣言-信息茧房-道德审判”的生成路径。在谣言繁衍上,网络暴力在短视频平台的新形态表现为恶意引导的视频内容和恶意揣测的评论内容;在信息茧房上,网络暴力在短视频平台的新形态表现为受“信息茧房”的技术陷阱和“流量驱动”的价值导向的影响;在群体极化上,法制约束缺位的道德审判和伦理约束缺乏的情绪宣泄是群体极化出现在短视频平台的重要原因。基于此,短视频平台中网络暴力的治理策略应包括均衡言论自由与寒蝉效应、优化算法推荐与流量限制以及健全法制约束与伦理管制等方面。

激励与规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机制构建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高数据要素市场供给能力的当然选择。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设置更精细化的政策与规则,但囿于法律权属争议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实践中可能面临“决策于未知”的困境,从而导致治理失范。鉴于此,有必要基于实践经验来寻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类型化之上的法律治理。通过探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行为实质,深化对授权运营规范形式与理论划分的理解。在划定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应当给予治理对象更加自由的选择空间。经由法律激励和法律规制机制的构建,能够有效引导双方实现协同共治并自发践行授权协议内容,从而盘活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提高数据整体的市场供给水平,推动我国形成规模化和规范化的数据要素市场。

国家助推法外空间的法理建构

基于法内空间与法外空间的动态划分,以强制力为内核的国家法着重规制法内空间,原则上尊重民众在法外空间的自由活动。但民众的法外行为并非总是对其自身有利,其自由选择对个人与社会福利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需通过国家规制予以消除。以自由家长主义为内核的“助推”包括价值与事实两个层面,其制度目标是硬性规制之补充,其制度原理是国家通过对民众选择架构施加影响来改善其自由选择,其制度手段包括信息提示、诱因引导、简化结构、默认选项以及宽容失误这五大类手段,继而成为欧美国家引导民众行为的重要工具。在规范多元主义的视角下,助推存在明显的优势与缺陷,为此需要将其纳入法治框架中予以约束。国家运用助推必须保障基本权利、维护法安定性、符合比例原则以及坚持依法行政。通过探索以“良助”与“善推”为内核的中国“助推”方案,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关系数据库中构建数据完整性的检验策略

通过利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所提供的约束、默认、规则和嵌套触发器技术，对来自客户端的数据进行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检验，有效地保证了数据源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此外，合理地定义和应用一项数据完整性的检验策略，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数据存储和检索的效率。

法律约束、政府管制与审计市场效率——基于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的视角

本文实证研究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审计行业的外部风险约束因素,包括法律约束和政府管制,对提高审计市场效率的有效性及差异性。首先结合我国特殊制度环境的分析,构建决定审计师最优努力和审慎程度的审计成本模型,然后选取2007-2012年被提起法律诉讼或受到政府管制主体处罚的审计师作为研究样本,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的视角检验法律约束程度和政府管制力度的提高是否显著改善审计师执业质量。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审计市场外部风险约束主要由政府管制主导,法律约束机制并未发挥有效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部和中注协责令整改要求、行业内通报批评的管制措施并未显著加强审计师执业质量,但"多头监管"显著加强了证监会行政处罚对问题审计师的管制效果。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审计市场外部风险约束环境,从而提高审计市场效率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制约症结及其法律环境建设

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和丰富的体育竞赛资源严重不符,这与中国是体育产业后发国家有关,更与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有关。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法律制约、集权式体育"自治"的管理制约、产权界定不清导致的经济学制约、纠纷裁决上的机制制约等4个制约症结。中国体育产业能否迅速发展壮大,与这些制约症结的根本解决紧密相关。从修改现行《体育法》、协调体育"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创新体育产业的产权制度、建立完善的纠纷裁决机制等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体育产业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建设,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保障并最终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壮大。

作为复合行政行为的城市规划

在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和物权法实施后,城市规划的法律控制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但由于对所编制的城市规划的法律性质认识的不一致则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借用行政法中的基本理论——行政行为,来分析城市规划的法律职能。本文先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开始辨析,认为城市规划是具有具体行为特征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从具体的行政行为来分析,城市规划则是一种兼有行政指导、行政给付、行政强制、行政征用等特性的复合行政行为。但城市规划的这些行为是"不成熟"或者是规制性的行政行为。对城市规划行政行为的分析,目的是能够有效地对城市规划进行法律控制。

论司法经验之于法律适用的约束机理

法律得到一致适用是司法公正的首要体现。而司法经验作为凝结法律实践的智慧,是实现法律统一适用不可或缺的力量。司法经验为法律技术生成及正当性的保障;司法经验是法律职业精神传承的纽带;司法经验是司法裁判须遵从的裁判规则;司法经验是裁判事实形成的基础。司法经验在法律技术、法律职业精神、裁判规则和裁判事实认定等方面制约或影响着法律适用。

行政措施的性质界定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措施往往以限制型、应急型及发展型等面相出现,具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落实政策与法律的功能,但也存在逻辑不畅与性质存疑的立法缺陷,以及程序缺失、裁量权失范及监督机制欠缺等实践困惑。除宪法第89条对国务院的授权性规定外,行政措施主要存在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这四种承载媒介中。行政措施的语义内涵不能理解为宽泛的行政行为,应从“规定”和“采取”两个阶段概括其性质。“规定行政措施”的性质,宜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外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是在抽象行政行为谱系内具有独特品性的范畴;“采取行政措施”的性质,应视作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某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管理手段。行政措施的法律规制,可遵循规定—实施—监督的逻辑。在规定行政措施阶段,需根据具体类型匹配合理的程序安排。在实施行政措施时,须经过比例原则检验,并在嗣后对实施效果作出评估。在行政措施监督层面,从四种主要承载媒介的特性出发,既要实现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中行政措施的实质法治化,也要构建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中行政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金融发展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2003—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特征和企业所在地外部治理环境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不同规模和不同政治背景的企业来说,金融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缓解程度不同;企业所在地外部治理环境越好,金融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越明显。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大力推进地方金融发展,并为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提供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

论原生宗教约束力对法律行为的辅助与配合——以苗族社区为例

苗族社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是法律行为,但禁忌约束与神明裁判等原生宗教约束力对法律行为有辅助与配合作用,我们要利用好这部分文化资源为构建和谐民族社区服务。

构建刑事追诉和法律监督相统一的中国检察权

检察学研究中的主流一元论把检察制度统一于法律监督,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二元论一定意义上又具有否认法律监督的倾向。而从监督和制约来透视中国检察权之争,则应超越传统的"一元"和"二元"之争。中国检察权包含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两大权能,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统一于检察权,但又在检察权下适度分离。其体现了监督和制约的内在特点,也是完善中国检察制度,优化检察机关职能配置,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原则和党的十七大"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需要。

财政约束软化:表现、后果及其治理

财政约束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约束、财政收入约束和预算原则约束等几个方面。在财政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产生这样几种倾向:公共物品的不合意供给、盈利化行为、过度负债。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财政约束软化的现象大量存在,由此而引发了种种社会经济矛盾。若想解决矛盾, 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法治财政,实现财政约束的法治化。

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与企业投融资活动

已有多篇文献强调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税收征管可能存在的"征税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政企关系现实状况,着眼于系统评估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了公司投资-托宾Q敏感性,且上述效应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损害其投资效率。本文还证实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升公司投资效率。本文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的"征税效应"提供了有益视角,更为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清代巴县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管理与法律规制

在国家立法之外,清代的巴县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规制,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为清代重庆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虽然这些措施多是针对一时一事作出的被动消极的应对之举,表现出一定的临时性、凌乱性和繁杂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零星的努力积累起来,依然为清代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公权力保障。

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法学研究

简要归纳了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 ,回顾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对法律现象的功能分析 。

强制医疗保障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医疗的制度体系在精神病鉴定、保护性约束、法律监督、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等诸多环节存在问题。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鉴定启动权的官方垄断、鉴定人责任不够明确、鉴定人中立性存疑、鉴定羁押制度缺失等问题;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存在"临时措施"名不副实、缺乏程序正义的公正外观、滥用措施缺乏法律责任、适用标准相对较低等问题;法律监督缺乏针对性的制度与合理的奖惩机制;辩护权保障不足,法律援助生成较晚;法院审理程序与普通案件审理程序有重大差异;法院强制医疗的决定缺乏有效执行的保障。困境成因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有主观上认识能力、价值取向、部门利益等因素,也有客观上精神病复杂性、资源稀缺、法治环境欠佳等限制。国家只有真正重视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制度的物质基础,投入大量资源才有条件健全各项制度,从而保障强制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

银行信贷腐败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企业问卷调查的证据

文章试图从银行信贷腐败的视角剖析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通过结合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问卷调查和2005年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在构建城市层面的银行信贷腐败程度指标后,实证检验了银行信贷腐败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腐败行为在提高大型服务业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同时,显著降低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总体而言,银行信贷腐败行为是造成企业整体融资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在通过工具变量控制信贷腐败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内生性后依然成立。此外,研究还发现,信贷市场环境——银行市场结构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降低银行信贷腐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