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usiness of Certification/Legalization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52,the China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International Trade(CCPIT) has beenengaged,as a commercial chamber,in issuingand certifying/legalizing foreign-relateddocuments.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theCCPIT has gained a high internationalreputation for its fairness and authority inissuing and certifying/legalizing documentsused in export and import,such as documentsfor customs clearance,the settlement ofexchange and licensing,and certificates oforigin,certificates of contractual liabilitiesand certificates of force majeure.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视阈下法人治理结构的异化引导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始终处于营利性私益目标与教育性公益目标冲突的状态下运营,虽然,国家将民办高校进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但由于其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没有进行分类规定,致使治理程序中仍然存在目标失范可能。为此,在对民办高校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应在立法上对其治理结构进行分类引导规定。非营利民办高校主要采取利益相关者共治模式,营利性民办高校主要采取"类"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或"双法人治理模式",进而促使民办高校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达致不同类别民办高校的办学目标。

欧盟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号公司法指令关于法定资本制的各项规则繁琐、僵硬,不能完全适应公司低成本高效率以及激励创新的制度要求,也没有达到充分保护债权人的目的。欧盟2006/68号指令对第二号公司法指令作了相应的修改,其中的辩论、建议和修改的结果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我国未来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应致力于完善对债权人的保护,建立资本与公司负债和资产规模相适应,以公司的偿付能力作为分配标准的资本制度。同时完善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如股东债权衡平居次原则、刺破公司面纱原则、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阻止非法转移财产的制度和债权人对破产公司董事责任的追究等制度。在提高公司经营效率,节省公司设立和运营成本方面,欧盟此次公司法指令修改的内容,可以为我国借鉴和采纳。

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美国大学评议会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评议会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评议会的权力来源有多种。评议会自身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组织制度。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可为中国大学管理改革带来启示。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以《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准则》为核心的探讨

作为澳大利亚国内最重要的国家科学基金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已经构建起一套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应对处理机制,包含一系列实体性法律标准及程序规定,涉及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一般性程序、法律责任、违法者权利保护、程序公平等问题,其中包含着可为我国有关立法所借鉴的有益经验。

关于韩国高水平私立大学法人理事会的研究

韩国私立大学在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韩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模式,成为亚洲地区现代大学发展的典型。大学法人理事会对于保障高校及其附属机构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至关重要。国内高校应该在借鉴韩国私立大学法人理事会发展历程及运营模式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为高校建立大学理事会提供依据和保障,端正对理事会的认识,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设立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构成务必应体现出开放性、代表性等特点,明确职责,严谨干涉学校事务正常运营。

地方行政会议法律程序研究

地方会议法律程序在地方行政法律程序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又与地方民主和法治政府建设休戚相关。但是,地方会议法律程序在立法和实践中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地方性差异在地方会议法律程序中体现不明显,会议法律程序本身仅限于粗线条的设置,不能真正反映地方特色和会议程序活动的需求。为此,清晰地界定地方会议法律程序、树立正确的会议法律程序价值观,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基础上挖掘会议法律程序之基本原则,探讨会议程序间的法律问题等基础性研究尤为重要。

立法会:中央香港关系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分析

在宪法话语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中央与其组成部分——香港关系法治化的法律文件,它为维护中央权威、保障香港繁荣、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在二者关系法治进程中,香港立法会具有特殊地位。实践表明,香港立法会在法治进程中具有二重性,在具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有一定消极作用。全面深刻认识其作用,特别是如何消除其消极作用,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实现中央香港关系法治化进程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法体系构造

在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机制中,国务院主导着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行使,国务院和国务院相关部门从抽象到具象均行使着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近年来,虽然自然资源单行法陆续修改,但国务院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仍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则体系,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地方人民政府等其他国家机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权限划分和权利来源依然模糊。优化国家所有权行使机制,首先,需要在立法层级、内容上实现管理与所有的分离;其次,需要明确国务院授权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委托相关部门代理行使所有权的依据和形式;最后,国务院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权,其权限范围可通过全国人大、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等机构的权限排除法确定。

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以国务院“46号文”为例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颁布的促进政策越来越多,这些政策布局范围广、力度大,在实践使用的过程中日渐成熟,对体育产业的全面快速发展意义深远,具备了法律化的条件。虽然政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点,但也具有稳定性差和刚性不足的缺点,而法律稳定性、规范性和刚性的特点,可以通过法律化确保政策的稳定落实。因此,目前是我国进行体育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时机,尤其是国务院“46号文”。就体育产业政策法律化而言,未来的体育产业立法至少应着力解决好明确立法形式、产业范围和发展定位,提升产业创新发展意识,确立和保护体育产权,建立财税优惠制度,助力体育产业国际化等几个重要问题。

政府法律智库的完善之路——以英美澳实践作为参照

域外政府法律智库模式,对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乃至法治政府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英国裁判所委员会、澳大利亚行政审查委员会和美国行政会议,在成立原因、发展历程、成员构成、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各有特点,又有共性,代表了英美法系国家政府法律智库建设的成就。202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如何发挥政府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英美澳三国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

金融调控主体法律责任机制研究

金融调控是当代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为了有效保证金融调控的效果,保障金融调控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适用,对金融调控主体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实属必要。当前,我国有关金融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的安排还需进一步完善,在确定法律责任主体时,应区分金融调控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并分别明确责任;在认定金融调控违法行为时,主要以是否违反金融调控法定程序为标准;金融调控法律责任的形态主要有继续履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金融调控法律责任主要通过金融调控复议和诉讼两种途径予以实现。

再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性质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性质及其地位在国际法上不明确,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决议不是法律;而有的学者认为有些决议是新的国际法规则。为了使安理会决议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应从决议的法律效力来源、具体内容和国家对决议的实践行动等方面分析其国际法性质。安理会依《联合国宪章》通过的一般决议属于"内部规章制度",仅对安理会的内部机构具有法律拘束力,并具有促进功能和执行功能。安理会通过的特别决议属于"实施细则",其中的软法性措辞条款是任意性规则,只对安理会的内部机构具有法律拘束力;其中的国际义务条款是强制性规则,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还具有造法功能。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

吴经熊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考析

吴经熊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偶然性中透出了必然性。在中外双方看来,吴经熊作为法律顾问提出的意见客观、公正、可行。从他的所作所为上看,既兼顾了中外双方的利益,又尽量维护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试图将工部局的行为尽量纳入到中国法制的轨道当中。

人类公共自由限度的逻辑终结——阿伦特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思想论析

自行动与沉思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古希腊生发以来,动态开放的政治行动与静态封闭的法律制度就开始了尖锐对立。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对政治行动的制约以及政治行动的反制约。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关系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涉及政治秩序的维护,更关涉人类公共自由的实现。阿伦特在复兴本真政治的基础上,启明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的紧密关联,并最终在革命精神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消解对立实现自由的政治理想。

论国务院行政规定的效力位阶

国务院行政规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法律规范体系内却一直处于比较"隐蔽"的地位。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国务院行政规定的效力仅次于行政法规,高于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各种其他行政规定;在行政规范体系之外,国务院行政规定的效力低于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判断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位阶存在"从行政等级出发"和"从表现形式出发"两种思路。应该逐步摆脱从行政等级出发确定行政机关制定规范的等级的思维惯性,正确定位国务院发布的行政规定的效力位阶,自觉区分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行政规定的适用场合、调整对象。

非营利民办高校的理事会治理及其制度完善

民办高校理事会从诞生以来的信托实体至今逐步演化为民办学校的内设机构,从世界范围民办高校发展史看,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未区分非营利民办高校财产权的情况下,将理事会规定为民办高校的中枢决策主体,此种制度设计造成该法与《民法典》设置的法人类型不能完全对应,给非营利民办高校理事会治理造成了困难。在现实中,非营利民办高校理事会存在权力过于集中、校长治理权无法保障、缺乏监督机制等诸多问题。在未来改革中,应当以办学财产的归属和来源是否是捐赠作为区分非营利民办高校法人性质的标准,形成以理事会为核心、校长独立治校、教职工和党委共同监督的共治格局。

论法学视野下的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我党已着手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上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安全事务也应当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