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与规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提高自身优势而抓取用户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案例频发。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数据抓取行为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不足以为变化着的互联网经济中数据抓取行为引发的纠纷问题提供法律依据。文章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以求有效规制不正当数据抓取行为,并为司法实践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参考建议。

国际刑警组织人才胜任力标准研究

国际刑警组织作为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在全球安全治理、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司法合作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人才培养是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分析国际刑警组织2019年和2022年共78条招聘说明书1363个胜任力节点的文本发现,国际刑警组织胜任力标准在纵向时间、不同岗位级别、不同聘任方式、不同地区组织机构等不同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尽快厘清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国际刑警组织招聘标准之前的差距,将国际刑警组织胜任力纳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提升公安教师队伍素质和国际刑警组织胜任力培养的意识,培养更多符合国际刑警组织胜任力标准的涉外法治人才,发挥公安队伍在涉外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执法合作中的话语权。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

论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完善

自1994年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迄今已20余年的历史,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也随之发展并逐渐趋于成熟。然而,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存在受案模式单一、管理模式不佳、运行不畅与服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结合大学生法律援助十余年运行的实际经验,以科学、高效、完善为标准构建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势在必行。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应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受案模式,全方位、科学完善的管理模式,灵活主动、多元化的运行与服务模式。

诉讼法典要不要规定基本原则——以现行《民事诉讼法》为分析对象

从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例考察,直接在法典中设专章或专门条文规定基本原则的不是主流做法。由于受苏联法律的影响,在法典的卷首规定基本原则成了新中国立法的定式,但事实上这是过高甚至误解了基本原则的功能。基本原则只具有指导立法的功能,不能承载规制诉讼主体的行为准则和司法准则的功能。同时,诉讼法典规定基本原则,与程序法定主义和严格规则主义相冲突;加大了立法成本和将来修改法典的难度;为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和空间;也把目前学界在基本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带进法典中去。因此,在利弊权衡之下,我国可以考虑将基本原则从法典中撤出作为其立法体例的另一种思路。

法律界限、选择标准与融资租赁标的物创新

融资租赁标的物是融资租赁交易的中心,对其法律界限的认定是融资租赁创新活动的基础。现阶段,我国尚未出台《融资租赁法》,在多头管理模式的制约下,融资租赁标的物的法律界限和选择标准尚未形成清晰、科学的体系。这与高速发展的行业创新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冲突,既影响融资租赁公司在同一平台合理地竞争,又容易引发融资租赁创新中的合同效力风险和标的物处置风险。因此,有必要规范融资租赁标的物的一般法律界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宜的选择标准体系和风险控制措施,为融资租赁创新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高效地服务供给侧改革。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梳理及实践动向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环境标准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定位;二是作为具体的环境标准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及其实施方式;三是环境标准效力的具体法律实现。在这三个问题上,尽管学界达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的相关动向却展示出不同的趋势和取向。梳理这些差异,有助于深化对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关系的认识,推动我国环境法治科学发展。

合法性与法治:教义性视角下的考察

对法治理想的恰当解释要区分政治性的法治观与教义性的法治观。教义性的法治观把法律视为一种自主性的规范实践,而非政治行动的工具,因此恰当的法治理论要呈现完整的合法性主张。合法性的概念分析要区分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哈特、富勒等理论家所发展的法治观关注了合法性的判准意义,但忽视了法律与价值世界的更深关联。德沃金对解释性概念的运用,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功能同时呈现出合法性的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法治观念在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政治道德原则之间建立了实质关联,更具有理论吸引力。

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定位若干问题的思考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对部分省市调研所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家庭农场在工商注册中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最大。但根据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将家庭农场定位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更符合其本质属性。国内许多省市制定了本地区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条件各异,建议将经营者主体资格、经营范围、经营规模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条件列为家庭农场设立的法定条件,应基于规模经济效益来测算各地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无须对家庭农场的雇工人数和注册资金设置特别的限制条件。

数据权益纠纷司法裁判的价值准则

价值判断是法律适用的一种通行方法,而价值判断的前提是需要明确价值准则。提炼和归纳司法裁判的价值准则,有利于理解实定法的精神,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法院已经审理了相当数量的数据权益纠纷案件,司法裁判情况反映出数据领域法律供给不足的缺憾。既表现为某些法律保护门槛较高,无法契合数据特性和应用形态;也表现为相关法律条款原则性强,难以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安全至上原则、互联互通原则、公益优先原则和贡献定酬原则源于法律规范、产业特性、社会需求和司法经验,可以成为数据权益纠纷司法裁判的价值准则,有助于实现数据权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

论教唆犯的几个问题

在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共同犯罪中的问题进行研讨,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从而使这一问题观点纷纭。不过,正是因为观点纷纭,反倒令人目不暇给。本文试图对教唆犯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梳理,希冀会使这一问题眉目清晰。

再论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

食品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必需品。“苏丹红事件”挑战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应借鉴国外对食品从源头上实施安全管理的经验,尤其要借鉴美国强力推行的食品召回制度,借鉴日本食品安全立法的成功作法。要尽快使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相适应,尽快使我国食品工业企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相符合,对食品工业企业实行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监督机制。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价值考量——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者之间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要在平衡各种价值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法律真实追求法律权威和客观真理的平衡,是客观真实基础上法律评价的结果。

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之探讨——兼论不同诉讼的证明标准

针对把“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抽象化作法 ,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而不是哲学范畴中的“客观事实”。同时 ,针对三大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异 。

法律论证的非形式逻辑评价标准探析

形式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论证,在处理法律论证方面也有诸多局限。非形式逻辑正是为了克服形式逻辑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非形式逻辑是研究论证的理论,而法律论证则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在法律论证中,坚持非形式逻辑的"RSA"(相关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论证评价标准,则可以很好地避免形式逻辑的种种缺陷,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社会价值。同时在法律论证中,可接受性标准更为重要。

善政的依据:人性抑或德性?——西方公共财政法律规制的价值标准理论述评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解决公共财政法律规制的价值标准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以人性为依据的路径。一般而言,这一路径的困难是:我们应该以哪种人性为依据?符合人性事实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对此,人们充满争议。这一缺陷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这一路径的不同形态中,包括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罗尔斯的理论等。其二是德性伦理理论的路径,包括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理论、斯洛特所代表的基于主体的理论和阿奎那及菲尼斯所代表的基于善的理论。但是亚里士多德、斯洛特和阿奎那确立其价值标准的依据缺乏公共性,而菲尼斯没有对他赖以建立价值标准的共同善作出清楚的界定。

论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规则——在放权地方立法背景下的观察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标准,理论和实务也大多倾向于对抵触情形进行列举式描述。为了使抵触的判断标准更具操作性,从规范角度进行精细化建构尤为必要。法与法之间的抵触微观上是法的要素之间的抵触,法的要素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通过逻辑的整合,可以将法与法的抵触分为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原则的抵触、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规则的抵触。下位法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但法律原则不应包括主观的立法者本意。对于不同位阶法律规则之间的抵触,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仅可以作为抵触的抽象分类标准,至于具体的判断规则,仍需依据法律规范的内容种类进行类型化分析。

论我国中小企业主体法律制度

中小企业主体法律制度是中小企业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小企业标准及中小企业法律形态。中小企业标准决定了企业能否适用中小企业的优惠制度。我国现行标准采用了国际通行标准,以雇员人数、营业额、资本总额为定量指标。企业的法律形态则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资本要求、出资者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等,其种类取决于立法的规定。我国中小企业适合的法律形态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部分地区可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随着《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中小企业主体法律制度将会越来越完善。

论医疗刑事责任的根据

医疗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也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因此,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医疗过失难免会发生。因此,对于医疗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宜过于宽泛。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及刑法基本理论,阐述了认定医疗刑事责任的根据,限定了医疗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解析——法律运行实效的视角

《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两年来,第76条的运行实效究竟如何?作者从法律运行实效的视角,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法律实效理论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创造性地提出法律实效评判的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依托权威性的“社会事实”,兼采经验实证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揭示该76条在运行中取得的良好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