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案件事实的规范建构

刑事案件事实不同于纯粹的客观事实,它具有主观性。相较于客观事实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案件事实在不同的视角下具有不同的面貌。也正是由于阶段性地发展、多样化地构建,才使得在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的法律人而言,案件事实展现出不同的形象。案件事实先由人的前见勾勒出大致面貌,再经由法律思维和法律规范进行重构,最终不停地趋于规范化,并在规范的评价下,具有了自身的价值。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公开的法律规制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的公开具有必要性,体现为强化行政管理手段、平衡公共与私人利益、传承伦理文化三个方面。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行政法规范缺乏对其统一的界定,导致行政执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一定的混乱,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故应结合行政执法实践,建构科学的违法事实公布体系,注重违法事实公开后的相应救济与“再监督”机制,平衡警戒与隐私保护作用之间的冲突,并进行“被遗忘权”的相关实践。

法律实证主义的价值论问题--制度法论的解决方案与反思

“是”与“应当”的二分自休谟提出以来,经过康德的阐发而逐渐渗透到法哲学研究领域,构成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脉络中的隐匿线索。制度法论通过“制度事实”的概念架起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理论联系,运用法律原则的工具实现了价值与规范的汇合,借助实践理性的范畴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背景差异。制度法论尝试构建一种融合事实、规范和价值的法律理论分析框架,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来回应价值论意义上的休谟问题。然而,“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二分无法有效地回应规范命题,“制度事实”的概念是对规范与价值间界限的混淆,规则体系在事实的前提中隐晦地演绎出规范性的内涵。制度法论虽然立意新颖,观点独特,但仍然陷入了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纠缠。

论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与退税请求权规范的法律涵摄

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的发生是税法规范进行评价的前提。在股权转让的私法事实中,若纳税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合意调减股权价款的,业已变动了作为所得税缴纳依据的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然而纳税人能否就此请求税务机关退还部分税款,则应当以是否符合退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为判准。但拘囿于现行税法尚未就纳税人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之情形与规则予以明确,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掣肘下,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之私法事实是否能够经过税法规范的评价导引出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不无疑义。究其实质,由于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存在期待利益和归属利益二分的经济利益形态,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退税请求权规范)中的“应纳税额”应当与何者发生涵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明朗,且缺失针对股权转让价款减少后退税的具体构成要件,双重缘由共同导致私法事实与税法规范的涵摄出现梗阻,致使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是否应当享有退税请求权并无定论。职是之故,应坚持经济实质主义的立场,立基于所得税规范关注财产变动和归属利益的经济实质,着眼于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中权利变动和归属利益移转之向度,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实质课税原则的运用和对私法上不当得利原理的镜鉴,导引出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藉此,兹以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之证成为例,通过对税法规范的法律续造,探明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相互涵摄的内在机理,由此将可以避免因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文义解释的模糊而带来的与私法事实之经济效果相背离的税法评价,进而推进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的良性互动,引导实践的正确走向。

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

低强度行政审查下得出的有限事实与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要求存在某种张力,应解决协同性问题。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效率形成的低强度行政审查产生并主要存在于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低强度行政审查满足了“放管服”改革需求,并回应了由此带来的监管挑战。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有赖于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低强度行政审查作为一种认定法律事实的机制,所得出的有限事实可视为“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与行政法体系的紧张关系可得以消解。低强度行政审查的运行需要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改革。

债法理论视域下经济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重构

经济法律行为是经济法主体为了防范和化解市场内部矛盾性运动产生的外溢性风险,而有意识实施的、能够产生经济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经济法律行为理论的传统研究范式显现其薄弱方面:传统经济法律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与实践相脱节;理论内容片面、单一、缺乏内部逻辑性;理论内容不全、配套体系缺乏。需要从债法理论的视域,以“债之构成”研究范式对经济法律行为理论进行逻辑重构。

最小合法性:合规范性的事态例示概念

合法性是法学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是能够发挥指引与评价功能的最小法律构成要素,故最小合法性即合规范性。合规范性是规范与事实构成的关系属性。规范指使人该当做什么,它们不像命题那样描述世界,也不能像命题那样被事实符合。从字面上看,合规范性是行为者遵从规范造成的事实契合规范,但难题在于事实与规范在何处相符?合规范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根据规范非认知主义(表达主义)与可能世界语义等原理可断定:规范的异名同实体是有权立规主体按照既定方式通过规范性语句表征的规定性事态。这种规定性事态就是事实契合规范之处。进而根据事实与事态的例示关系,即可界定合规范性的事态例示概念——行为者遵从规范所造成的事实是规范所表征规定性事态的例示。

论行业技术标准对空白罪状的补充

技术标准具有填补空白罪状的作用。刑法适用中援引技术标准作为填补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已是司法实务的常态。但是,法律保留观念、法律专属主义对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鉴于技术标准制定过程所受行政干扰小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客观事实,应当认为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不会导致法律专属主义担忧的行政权力肆虐危险。同时,鉴于技术标准是产业运行客观规律的表达,将技术标准作为除“违反国家规定”之外的其他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不会违背立法民主主义要求。用技术标准填补该类空白罪状,为刑法实现对技术微观层面的风险管控提供了可能。

民事法律事实的溯及力——以《民法典》为重点研究

在原则层面,民事法律事实应以“不溯及为原则,溯及为例外”,同时参照适用“有利溯及原则”,而“有序溯及原则”和“重大公益溯及原则”[1]并无适用空间。在具体衡量因素的层面,在判断民事法律事实是否溯及时,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则所欲实现的目的,也应兼顾当事人对于民事法律事实发生的影响力。

虚假诉讼罪“捏造事实”司法认定研究

自虚假诉讼入刑以来,司法实务对如何认定“捏造事实”莫衷一是。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捏造”的对象应当是能够影响法院立案决定且构成一定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理,起诉人的主张事实在经过法律要件的筛选后成为要件事实并构建起该案的实质法律关系,而虚假诉讼对事实的捏造亦是通过同样的流程影响了整个诉。因此可以法律关系为分析框架,以要件事实为基本要素,从而找到实务认定虚假诉讼罪“捏造事实”的基本规则。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解释呈现“一定区域”划定模糊化、“一定行业”类别扩大化和控制程度相对降低的问题。平稳、平和的经济社会秩序法益和公众安全感法益均无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分则犯罪的本质进行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是侵夺国家对社会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权限,应当坚持限缩认定的立场。“一定区域”的解释应从功能性、规模性和开放性方面明确大小的下限,控制和支配对象应包括不同行业与“消费群体”,坚持从犯罪事实支配角度理解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应综合具体案件时空环境来对排除非法控制特征的情形进行整体判断。

信息真实性与证券市场会计监管——基于股权投资信息披露规则的研究

信息真实性是证券监管的基石。我国从境外资本市场借鉴而来的会计规则存在复杂化和弹性化的倾向,这一动向对证券市场的潜在影响值得重点关注。本文从股权投资信息披露规则入手,对现行信息披露规则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按管理层意图列报股权投资收益的现象,这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投资者难以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技巧,证券市场存在"误定价"现象。本文提出金融监管应当注重建立以信息真实性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唯如此,方可建设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

法律事实的实证探究

法律事实及其与事实、客观事实、要件事实、裁判事实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法律事实研究的基本线索。法律事实是事实的一个种类,二者之间的种属关系是界定法律事实的基础。客观事实并不是法律事实在宏观上的对应范畴,只有在微观层面,相对于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的要件事实和裁判事实才有其意义。要件事实与裁判事实存在着质的区别,对法律事实的研究必须区分这两个概念才能够得到深入。

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中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基层法院法官常纠缠于格式化的司法与非格式化的现实之间。他们依据司法的格式来处理非格式化的社会现实，处理那些无法用现代法律概念涵盖的事实。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社会生活的非格式化问题却令格式化的司法难以回答。

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为什么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

之所以会出现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认知模式迥然有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事实认知、法律认知和法律判断形成上。大众传媒出于某种认知偏好,往往会对司法裁判的信息进行选择和重构,此后再公之于众。这种选择和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司法裁判,加剧了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要减少此类现象,必须引导公众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司法裁判。而这种引导既是法院的责任,也是大众传媒的责任。

论家庭暴力法律事实的诉讼证明

家庭暴力案件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家庭暴力法律事实的认定存在难度,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诉讼证明标准。而如何通过诉讼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一直是司法界和学术界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家庭暴力"认定难"的问题,有必要对有关诉讼的证明标准、举证责任以及证据形式和证明力等问题进行探讨。在诉讼中,既要考虑家庭暴力的特殊性,也要看到此类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的共同性,应当遵循诉讼的一般规则,通过程序正义来保障实体的正义。

法律事实的概念

法律与事实存在着相对的区分。法律事实有别于哲学上的事实、生活事实、制度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二重属性及规范性、具体性等属性。法律事实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演变的事实。站在司法裁判的立场上来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由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

论法律中的事实问题

事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范畴 ,客观性是指事实的实在性 ,而主观性可以理解为事实的语言性和事实的选择性。事实是纠纷的组成元素 ,我们能够在掌握一个纠纷的部分事实的情况下把握纠纷的面貌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 ,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法律事实”概念 ,因为在既有法律制度范围内 ,裁判对事实的选择受制于法律。事实得到确证才能成为裁判根据。确证事实有多种方法 ,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要通过证据证明。

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

发回重审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论及。在发回重审的案件中 ,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应当确立原审基本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认识标准。发回重审的案件既不等同于二审改判的案件 ,也不等同于单纯的一审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刑深受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考虑上诉不加刑原则所蕴涵的诉讼理念。重审时 ,只有在发现案件的基本事实确实发生变化时 ,才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比原审判决更重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