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的防范研究

刑法立法应当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当互动,但同时严格区分刑法立法系统与系统的外部因素,避免外部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也是保证刑法立法系统正常、合理运作的重要前提,否则可能引发诸多负面后果。外部因素要进入刑法立法系统,应先转译为刑法立法系统的内部语言,进而顺利经由刑法立法系统内部理论的审查才有可能。应当确立法益保护理论和比例原则为刑法立法的条件性纲要。外部因素唯有符合或能够还原为这一条件性纲要,才可能成为刑法立法规制的对象,或者成为为刑法立法提供正当性支撑的理由。

以要素流通为导向的数据权利理论及规范架构

构建能够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需求的数据权利理论基础和制度规范势在必行。以国内外文献为基础的数据权利知识图谱呈现出数据治理技术与权利规范相融合的趋势,数据权利“关系理论”内核更能适应数据要素市场的激励性、合作性特征。关系型权利具有自创生性,权利的内容必然有一部分掌握在事实层面的关系主体之间,因此,有必要考量数据被实际控制者占有的事实状态,避免控制者总是获益的“丛林法则”,将权利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分权配置的实体制度模式向市场进行开放,达成制度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锚定效应”。更需要以体系化的程序规范,为市场自发承认的权利内容预留空间,解决实体配置制度难以触及的“剩余控制权”问题,其中包括以权利主体的商谈、数据要素对象的指涉、数据权利的价值实现、数据权利的风险影响、技术标准的软法规范等程序要素来形成数据要素市场的自发权利承认机制,促成数据要素流通的良性权利规范生态。

环境法典编纂中“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适用性及限度

在“总分结构”的结果导向下,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迎合了改善当前环境法自身体系性问题以及“适度化”环境法典的体系格局的迫切期待,从而形成了价值上的迷思。提取公因式作为从数学中援引的方法,必然受制于其数学逻辑,并继承其局限性。提取公因式的功能本质是恒等变形,作为技术结果的公因式具有既定的正当性、天然的固定性、客观的独立性,无益于环境法典这一法律改革的目的。法律通过语句来表达规范意义,这决定了提取公因式的应用离不开对法律文本的分析。具有任意性、线性等特征的环境法律文本区别于具有独立意义的数理符号,同时环境法律文本中不完整法条、代词的使用以及非语言因素等语境也无法被纳入因式集合作为拟提取公因式的对象。通过分析这一技术的合目的性,最终得出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无法满足环境法典编纂的目的和价值需要。

商标混淆可能性判断中的相关公众界定

相关公众是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商标法的立法拟制主体,应用广泛但指向不明,尤其在混淆可能性判断这一核心应用场景中,司法实践急需更明晰的标准来界定相关公众。在总体思路上,应该以主体群、认知水平两要素绘制相关公众的人物画像。在具体路径上,结合现有司法实践现状,应关注消费者这一重要构成主体;以商品或服务类别为核心,辅以其他特殊因素综合考虑,在个案中具体考量相关公众的地域因素;借助消费者调查问卷、专家辅助人等实际判断者,矫正裁判者的认知偏差,打破相关公众在主观标准客观化逻辑适用中的固有障碍。

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医务人员法律法规知晓度和认知水平的对策建议。方法:自行设计制作问卷调查表,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重庆市渝北区74家医疗机构中随机抽取2700名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以医务人员个人要素为自变量,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测评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及其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结果:有效问卷2536名医务人员的法律知识测试平均分为(63.74±8.065)分;学历、职称、职务、态度、所处机构类别与级别、年度参加法律法规培训频次等7个要素对被调查人员的法律知识知晓度有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历越高、职称、职务越高、在综合三甲医院工作、参加法律法规培训频次每年>2次者,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测评得分更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医务人员对于现行法律及有关法律现象具有一定正确评价,但法律知识及其应用测评整体水平偏低,亟需卫生主管部门、医疗机构以及医科院校等多方共识,强化管理、宣传、教育、培训,以提高医务人员整体法律意识水平。

人工智能立法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

科学、合理地界定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是人工智能领域体系化立法的逻辑前提。在本体论意义上,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而后才有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产业等社会性认知。从内涵看,人工智能是依托算力基础设施,通过控制系统的算法处理输入的数据,以软件或硬件等多元集成方式嵌入系统后输出,或者直接在具体场景中输出对人类某种理性功能的模拟状态,在环境中进行交互,并在目标约束下经过反馈修正,最终完成预设任务的信息系统,该种智能系统的法律本质为“理性智能体”。从外延看,人工智能既包括单纯的智能软件或硬件,也包括软件和硬件集成嵌入的智能体,而“强弱”之分和“通用专用”之分不适宜在外延中直接列举,而是需要随着技术发展通过评价性的法学判断来决定是否将其纳入人工智能的法律意涵。

数字化媒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完善路径

在网络空间中,数字化媒体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数字化媒体对各民族在网络空间中实现全方位互嵌共融的重大意义,剖析网络公民、媒体平台和数字政府在运用数字化媒体过程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生成的法治原因,最终提出法律对策:应当完善网络公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构建数字化媒体平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责任机制、强化数字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空间治理能力,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数字化媒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效用。

“明显不当”情形认定中的“相关因素”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70条新增“明显不当”作为行政行为的违法情形,“相关因素”标准则是认定“明显不当”情形的标准之一。相关既有研究粗疏列举多种标准,缺乏对“相关因素”标准的精细化研究。“相关因素”标准在结构分为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法定因素又可分为“应当”考虑的法定因素与“可以”考虑的法定因素,法外因素是与行政行为具有逻辑相关性的其他因素。在不同种类因素的考量上,行政机关具有程度不一的裁量空间,受到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法院以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为支点,运用“相关因素”标准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有收效,但对于以“综合”方式考虑相关因素权重的行政裁量,难以作出有效的司法审查,或可在分析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区别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尝试。

我国教育法典总则的编纂逻辑及内容构造的理论研判

我国未来的教育法典应当采取法典编纂的形式,并采纳先完备教育单行法,再制定教育法典总则,最后出台教育法典的步骤。因此,教育法典总则之于法典编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对于维系教育法典的体系性与稳定性,推动法典施行亦意义重大。教育法典总则的编纂应当以法律关系而非法律权利作为逻辑主线。在编纂途径方面,教育法典总则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各教育单行法中“提取公因式”,从而确保总则的统领地位。在内容构造方面,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经验以及教育法律关系理论,教育法典总则应包括教育基本规定、教育主体、教育权利与权力、教育法律行为、教育类型以及教育法律责任六章。

法政策学视野下的法政策目的适用——以惩罚性赔偿为例

法政策性规范在立法时会追求相应的政策目的,这些政策目的应当体现在法律适用的效果中。从惩罚性赔偿制度来看,它具有惩罚侵权人、预防潜在的侵权行为等政策目的。在惩罚性赔偿适用中需要在数额确定中体现相关政策目的,这需要从裁量标准上加以控制,以实现裁量规范的控权、指引和保障功能。在裁量标准设计中应遵循完全评价原则,同时根据惩罚目的理论来择取裁量因素。在裁量标准模式上,应突破传统的倍数模式,转向更有利于体现法政策目的的幅度模式。

《民法典》视域下出口保理商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国际保理兼具融资与担保特性,为出口企业增强出口提供保障,但出口保理商由于国内和国际保理规则不明而在实践中面临大量风险。我国《民法典》第十六章专章规定了保理合同,化解了保理法律关系界定不明、未来应收账款转让效力问题和多重保理权利冲突等导致的相关风险,但目前出口保理商仍面临应收账款转让公示方式不明、与第三人权利冲突以及国际保理欺诈等法律风险,故出口保理商应针对性地在保理合同中引入保证条款和优先权安排、重视资信调查、明确国际保理合同法律适用以及规范保理协议,以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在企业并购中的法律界定

在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知识产权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并购目标更多地锁定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事关一桩并购的成败。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因受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环节和法律、市场、技术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呈现出针对性、时效性和参考性的特点。本文区分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类型,并结合评估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地域性、无形性、专有性等法律特点,分析了不同知识产权类型的具体法律状态,界定了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以期为进行合理的知识产权价值估值、保障并购的有序运行提供参考。

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障碍因素与法律对策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 30家风险投资公司为样本 ,对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障碍因素进行了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 ,并在统计分析、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的基础上 。

保理业务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保理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一项新型的、着力拓展的综合性金融业务。文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保理的法律概念、法律特征、法律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了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并就保理业务法律风险防范提出了一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和建议,以期引起立法部门和实务界的重视,规范和促进保理业务的良性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调节机制研究——以法律文本的要素量化评估法为中心

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调节机制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以要素量化评估法对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调节的相关法律文本进行研究,需要遵循"确定评估要素——确定评估对象——进行要素评估——得出评估结论"这一思路。在确定评估要素时,需要着重研究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领域和应然职能;同时以此为基础构建作为评估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体现政府调节的相关法律体系;在具体进行要素评估时,还需要结合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文本研究并进而提出要从填补立法空白、修补法律缺陷、建立并完善法律之间体系性的衔接这些方面,对法律文本进行完善。

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法要素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2号指导案例评析

除了具有人事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被立法明确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其他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表达。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2号指导案例表明其对该问题的基本态度。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裁判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根本依据,如,"外化实施"、"行政职权行使"、"权利义务实际影响"等没有进行明确释明,理论界亦说法不一。作为一项体现司法公正与司法能动的制度实践安排,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判定,要走向成熟,需要明晰提炼其应具备的构成要素,明晰在司法实践中的逻辑思路。通过分析发现,"外化"因素、"行政职权行使"不应是判断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的必备要素,"权利义务实际影响"因素才是决定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关键。

由法律的理性与历史性考察看法学的思考方式

法律既包含理性要素,也包含一个时间(历史)要素。每一个具体的实在法都必然经历一个物理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法不断在生成、发展、变更或消灭,同时法律的理性也随之展现出形态差异的面貌。只有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才会逐渐获得有关法律之理性的较为完整清晰的图景。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及其方法论析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有二层含义:其一指法官从现行法体系中找出那些能够适用于当下案件的法规范或解释性命题的活动;其二是指在没有明确法规范或解释性命题可以适用的情况下进行漏洞填补或自由造法的一系列活动。法律发现方法主要有法律识别、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几种。在适用法律中,法官关于法律的认识、法渊理论、诉讼参与人等因素都会影响法官的法律发现。

欧盟对华厂商市场经济地位法理判定之任意性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3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135家中国厂商为样本,基于非对称二元变量关联系数和基于卡方检验的类别变量关联系数,测算了市场经济地位标准1法律判定中考量要素间的关联,根据结果分析了涉案产品上游产业国有或集体集中度、产业税收优惠、应诉厂商重要成员政治背景和股权转移对微观维度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的影响。实证表明,微观维度下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判定实践存在自由裁量权带来的任意性问题,微观维度的市场经济地位判定结果并非如欧盟反倾销法规所阐述的完全属于应诉厂商异质性的结果,外资和私营应诉厂商与国有和集体应诉厂商相比并非一定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法律谈判:现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由法律谈判的概念展开

学界关于法律谈判的界定众说纷纭,未能阐释其真正内涵。法律谈判需要强调"主体间沟通",力求克服普通谈判易被目的理性异化的弊端,通过法律因素介入,引导谈判参与者进行自我约束,遵循有效对话的基本条件,在主体之间经由对话积聚共识,化解分歧。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基于交往理性的法律谈判占有基础性地位,一方面作为独立的解纷方式活跃在纠纷解决机制的"舞台",另一方面作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穿插在其中,推动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因此,现代社会法律谈判旨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起到保障真正合意,防止合意贫困化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