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法律史重述与教义学展开

从法律史观察,不论是否采取和建立责任能力制度,被监护人皆有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一般通过责任能力制度限制被监护人的主观评价,避免将其识别能力与理性成年人同等对待。新中国受苏联民法的影响,未规定责任能力制度。在被监护人是否要支付赔偿费用这一问题上,当前司法实践将被监护人责任承担与其财产状况、年龄、劳动收入相关联的做法,致使问题复杂化。在被监护人侵权责任承担的解释论上应采取双轨制,分别评价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责任。监护人虽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可通过加大减轻力度以减轻其责任。被监护人承担过错责任,其识别能力应作为成就过错要件的考量因素。“有财产……,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应解释为执行规范,而非责任构成规范。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不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相互无追偿权。

监护人教育对儿童口腔就诊行为表现的影响

目的:观察在治疗开始前对患儿监护人进行简单的"如何让孩子配合口腔治疗"教育的效果。方法:选择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就诊的健康2～8岁患儿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收集患儿和监护人的基本信息。将入选患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给干预组监护人分发"如何让孩子配合口腔治疗"的宣传单,给对照组监护人分发口腔卫生重要性的宣传单。分4个时点观察两组监护人在面对孩子治疗时自身的紧张程度和所使用语言的特点,同时观察孩子的行为表现、心率变化情况。结果:共观察了235名儿童,年龄为4.35±1.66岁,其中男孩131人,女孩104人;共有165人接受了局部麻醉注射。对照组人数129人,95人接受局部麻醉注射;干预组人数106人,70人接受了局部麻醉注射。干预组儿童总体的行为表现好于对照组(χ2=4.56,P=0.033);干预组患儿监护人的紧张程度在治疗开始时(Z=-2.581,P=0.01)、局部麻醉时(Z=-3.613,P=0.002)、治疗中(Z=-3.096,P=0.002)、整个治疗过程(Z=-3.042,P=0.002)4个时点都好于对照组;干预组患儿监护人在3个时点更多使用了期望性语言,即在局部麻醉时(χ2=15.57,P<0.001)、治疗中(χ2=6.52,P=0.011)和整个治疗过程(χ2=15.99,P<0.001)。结论:在治疗开始前对监护人进行简单的主题为"如何让孩子配合口腔治疗"的教育能有效改善监护人和患儿在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心理行为干预对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家属焦虑心理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心理行为干预对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家属焦虑心理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2月于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就诊的78例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家属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采用心理行为干预,38例)和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40例)。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干预后患儿大便次数,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干预前,两组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SD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后SAS、SDS评分均低于本组干预前(P<0.05)。观察组干预后患儿大便次数少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心理行为干预能够有效改善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家属的焦虑情况,且能够有效提高患儿护理治疗疗效以及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良法视域下中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

根据"良法"的基本标准,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的儿童保护阶段(1979—2003)。这一阶段,构建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框架,呈现出国家立场、工具本位等特征,但存在法律责任不明确的问题。(二)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受到特殊保护阶段(2004—2013)。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儿童权利保护体系初步形成,呈现出兼顾国家立场和权利本位、形成问题倒逼式立法模式等特征,也留下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脱节的问题。(三)走向保护儿童最大利益阶段(2014—)。《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布实施,在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实现行政保护和司法干预的有效衔接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体现了真、善、美统一的良法精神,标志着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

教育法视野中的未成年学生监护人

尽管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是教育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与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教育基本法却并未给予其应有的关注与地位。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教育权具有权利与义务二重属性,在强调监护人教育权义务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权利属性。相对国家教育权(主要透过学校教育来实现)而言,监护人教育权无疑居于从属性地位,但不能因此而漠视监护人的教育权。近些年来,监护人教育权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某些具体“抗争”,开始让学校教育有些无所适从。教育法规应对监护人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的边界作进一步明晰。

论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我国立法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宪法、普通法及特别法三个层面实现的,但由于主要担负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民事法律存在的不足,导致了实践中对涉及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事件的处理不力。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在婚姻法中设立亲权制度以及完善《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制度来改变法律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保护不力的现状。

论监护人的确定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如何确定监护人作出几条简要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系统、准确地理解这些规定。父母是其未成年子女的自然监护人,父母责任(亲权)不可抛弃且不得转让,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只能填补父母的缺位,不能在父母一方尚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取代父母。指定监护人在遗嘱生效时可以拒绝就任。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规则,缓和了法定监护制度的严苛性,利于实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但其适用不能完全不顾法定的监护人顺位。成年人以书面协议为自己事先选定监护人的方法,是一种预防性监护人预定措施,协议当事人可在监护关系成立前任意解除协议。监护关系成立后,监护人的协议解除权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担心监护人懈怠其职责。

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权问题探讨

目的探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过程中的知情权问题。方法将63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A组316例和B组314例;A组只让家属享受知情同意权,B组先让家属享受知情同意权,如家属同意让患者享受知情权,再让患者享受知情权,如患者拒绝住院,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强制住院。根据家属的意愿,两组之间可相互调整,调整后的A组为研究组382例,B组为对照组248例。于患者入院24 h内采用攻击行为量表、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评定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自拟问卷统计患者及家属的一般资料,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60.63%家属不同意让患者享受知情权,不同意享受知情权患者的特征是:男性多,年龄低,病程长,受教育年限短,从事体力劳动者,性格外向,家族史阳性者,有攻击行为,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量表总分及P分和G分,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严重程度总分,攻击行为量表总分及4个因子分高。结论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知情权可以转移给患者的法定监护人;既不能忽视患者的知情权,也不能盲目地强调患者的知情权,最重要的是保证患者监护人对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知情同意权。

意定监护法律制度简析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客观趋势,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满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需求,意定监护制度成为现代监护制度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出现较晚,现有法律规范相对粗疏,存在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效力优先性、适格主体的认定、意定监护开始时间认定以及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缺位等制度困境。应当从基本国情和社会现状出发,明确意定监护优先适用的效力,明确人民法院在主体资格认定中的决定性作用,设立多元的启动条件以及建立配套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完善意定监护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

抑郁症发作期患者就诊与住院知情同意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目的探讨抑郁症发作期患者就诊与住院知情同意状况,寻找既方便患者就诊和住院,又可避免因患者知情同意问题引起医疗纠纷的方法。方法对符合CCMD-3的抑郁发作期患者进行知情同意状况调查。结果患者对就诊知情者87例(52.41%),不知情者79例(47.59%);同意就诊者70例(42.17%),不同意就诊者96例(57.83%)。患者对住院知情者65例(39.16%),不知情者101例(60.84%);同意住院者53例(31.93%),不同意住院者113例(68.07%)。结论保证监护人对患者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知情同意权是减少医疗纠纷的关键。

论监护人责任与意定监护制度之协调

我国现行法上的监护人责任是一种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严格责任,即只要某人具有“监护人”这一特定身份,其就需要对被监护人实施的致害行为负责。就此而言,因意定监护人同样具有“监护人”之身份,故而其亦须承担此种严格责任。不过,这种规定和做法极易遮蔽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可能引发体系冲突和价值评价矛盾。因为,意定监护人只是基于合同约定承担并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为被监护人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原则上其并不负有妥当监管被监护人的法律义务。若仅仅依据“监护人”的身份,就要求意定监护人负担无过错责任,势必会给意定监护人施加过重的责任风险,可能导致在实践中无人愿意担任意定监护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意定监护制度在老龄化社会中应有的规范机能发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妥善协调监护人责任与意定监护制度的应然之道,在于充分发挥《民法典》第1188条所确立的监护人责任减缓机制的价值及功能,以期尽量缓和意定监护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的严格性,为意定监护人提供必要的激励,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与和谐。

论未成年学生在校的损害赔偿责任

学校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 ,具有行政主体的性质。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是教育、管理与被教育、被管理的法律关系。在未成年学生损害赔偿案件中 ,各主体应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承担不同的民事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对侵权行为的发生有过错的 ,监护人、学校可减轻责任 ;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在学校的损害承担过错责任 ;学校对学生造成侵权责任的性质和构成要件有其自身特点 ,学校侵权的法律适用包括民法和教育法律、法规。依据不同标准 ,对此类责任可做多重分类 ,这有利于该类问题适当、合理地解决。

学龄前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及对策

日前一些民办幼儿园为增强孩子免疫能力、提高出勤率,而私自给孩子喂"病毒灵"等处方药的事件相继被曝光。该事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发人深省,亟待重新审视我国现今的幼儿保护体制的问题与缺陷。目前幼儿保护问题不仅是立法上缺陷,还有制度上的缺失,而加强现有制度的执行力度,广泛普及幼儿法律保护意识以及建立国家监护人制度无疑是可取的。

实行患者意见或建议回复制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实行患者意见或建议回复制的效果。方法针对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收集到的患者意见或建议,以书面形式将医院解决问题、采纳建议的具体措施、办法反馈给患者。结果患者意见或建议等信息来源于121位患者,其中意见127条,建议36条。跟踪处理调查结果,总满意率为98%。结论秉承以"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患者不满意的问题整改是处理、解决、化解医患矛盾、纠纷的有效路径,也是培养患者忠诚度的良好方法。

国家监护人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因应

监护制度虽主要被规定于民事法律规范中,但其并不具有先天的私法属性,民政部门也非以民事主体身份履行国家监护职责。国家监护人仍是以公法身份、为履行公法职责而涉足监护领域,并与被监护人、第三人之间形成具有公法意涵的法律关系。为解决国家监护人因法律制度缺失而长期实效不彰的制度困境,需要立足于国家监护人的公法法律地位,并考量其与被监护人、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形态,构建具有实操性的国家监护人法律制度。在制度框架方面,需要涵盖以行政委托理论为基础的责任履行机制,以及沿循行政公益诉讼进路的履责监督机制。

精神病社区康复患者再入院率与监护人的关系分析

目的通过精神病社区康复治疗,探究该类精神病患者再入院的情况,并分析其与监护人治疗的关系。方法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我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共有120例,其中35例为精神病社区康复患者再入院的。对这120例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进行调查,了解其的文化水平、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患者的关注程度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亲近程度。而后分析精神病社区康复患者再次入院的原因。结果通过分析,发现精神病社区康复的患者再入院率与监护人的文化程度、关系亲近程度等有联系,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监护人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有联系,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进行精神病社区康复时,患者的恢复状况与再入院率与监护人有着密切关系,其在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影响。

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责任探析

《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了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责任,但学界对监护人责任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从统一责任主体方面考量,被监护人侵权时的责任主体应认定为监护人。为了公平起见,赔偿主体宜认定为被监护人和监护人,且以被监护人财产优先赔偿,在被监护人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的情况下,由监护人赔偿或补足赔偿。另外,鉴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区分,相应地,在确定监护人责任时也应对两者加以区分。

民法典视域下非近亲属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研究

在《民法典》的监护制度体系中,监护人的范畴还包括被监护人近亲属之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然而现行立法关于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规定却较为混乱,如医疗决策时适用的知情同意制度,仅以患者和近亲属为核心构建,缺少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明确规定,致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存在障碍。故当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对《民法典》相关制度予以优化,明确监护人之知情同意权主体的规定,并加强医疗机构对之的监督职责,以保障作为患者的被监护人的利益。

明确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或权利的可行性分析

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界定对于其发展、应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人工智能作为对自然人智能等价物理再现的结果,与自然人及其智能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其所产生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也应当等价于自然人及其智能所具有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在民事主体范围仍在扩张的情况下,人工智能获得一定的民事主体地位或主体权利,是具有现实理由和法理支撑的。而鉴于人工智能在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不足,对其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地位或相应的主体权利给予一定限制是恰当和合理的。类似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立、完善,能够更好地调整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学龄前儿童父母养育行为与其睡眠问题的关联

目的分析学龄前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与其睡眠问题的关联,为促进儿童生长发育、改善父母养育行为提供决策支持。方法利用2017年10月在湖北、安徽、江苏3省11座城市抽取的27200名学龄前儿童家长问卷调查资料,其中父母养育行为采用父母行为问卷评定,儿童睡眠问题采用儿童睡眠习惯问卷评定。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数据。结果学龄前儿童睡眠问题报告率为15.3%。调整混杂因素后,母亲敌意/强制的养育行为得分(中等水平:OR=1.38;高水平:OR=1.86)、父亲敌意/强制的养育行为得分(中等水平:OR=1.17;高水平:OR=1.59)与儿童睡眠问题均呈正相关(P值均<0.05)。3,4,5,6岁学龄前儿童父母敌意/强制的养育行为得分与睡眠问题均存在正向关联(母亲高水平:OR值分别为1.75,2.97,1.86,2.75;父亲高水平:OR值分别为1.79,1.91,1.69,1.79);4和5岁儿童父亲支持/参与的养育行为得分与儿童睡眠问题呈负相关(4岁儿童父亲中等水平:OR=0.84;5岁儿童父亲中等和高水平:OR值分别为0.84,0.82)(P值均<0.05)。母亲支持/参与和父亲敌意/强制得分均高水平时与儿童睡眠问题的发生呈正相关(OR=1.93),母亲敌意/强制和父亲支持/参与得分均高水平时与儿童睡眠问题的发生呈正相关(OR=1.93),父母敌意/强制的养育行为得分均为高水平时与儿童睡眠问题的发生呈正相关(OR=2.60)(P值均<0.05)。结论儿童睡眠问题与父母养育行为相关,特别是敌意/强制的养育行为会增加儿童睡眠问题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