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保全型”自救行为

我国刑法中有保留“保全型”自救行为的余地,但不应直接照搬德国模式的理论建构。如果权利人保全手段涉及伤害、拘禁等限制、拘束义务人人身的罪名,并不需要也并不能够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若相应手段涉及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当该行为确属保全权利过程中的必要行为时,在涉案金额相对权利标的额仍属轻微的情况下,可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权利人以私自取走、扣押义务人财物或收集义务人个人信息的方式保全权利的案件,都有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阻却违法性的余地。前者依《民法典》第1 177条应以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为其成立要件,后者则不应受其拘束。

微博维权行为的实证分析与法律引导——以110个典型案例为中心

微博技术的发展以及"权利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以微博为媒介的维权事件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当现有维权渠道不畅或缺乏公信力时,微博维权行为便在"体制外"得以生存发展。通过对2010—2016年全国110个典型的微博维权案例研究发现,微博维权行为在维权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维权行为不同的特征。虽然微博维权在社会监督、政治参与、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但它冲击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有违全民守法的内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网络民意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加大了依法维权制度化的难度。对此,微博维权行为的法律引导一方面应以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为基础,另一方面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着力思考完善依法维权的制度,以实现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化。

完善教师权益法律救济制度的若干思考

在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教育实践中教师权益会受到一些侵犯,而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权益的救济途径过少,缺乏有效的救济。为了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把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法律救济的主要渠道;确立教师仲裁制度;加强对教师权益的程序法保护等。

论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化

体育权利是公民享有体育运动的权利,由利益、资格、权能和自由四大要素构成,并与生命健康权相互关联。体育权利作为人类追求生命健康的一项独立权利,应该法律化,使其纳入法制保障体系而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和我国对公民体育权利均进行了立法保护;建立体育纠纷化解机制,是体育权利法律救济的有效途径,但我国在解决体育纠纷的方式上还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完善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有限、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制、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论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从刑事辩护全覆盖切入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为被告人的辩护权引入了新的程序性救济的分析标准,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则要承担程序性制裁的后果。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基础,对于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进行内涵的释明和分析。通过试点期间有关该程序性制裁所作出的裁定,总结相应司法运行状况,即法院对该程序性制裁适用较为主动、审理以书面为主、制裁率低且适用对象多为普通一审程序,进而得出适用该种程序性制裁的困境。最后,结合前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即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构建多层次的审查标准、法律援助的互动以及多元化、程序性上诉审理的公开化为探索路径,以期其能够被即将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流化,为被告人辩护权的救济贡献力量。

试论我国民事权利行使过程中自助行为制度的建立——兼评我国《民法典建议稿》的自助规定

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对于私力救济,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自卫行为,而缺少关于实际生活当中已经存在的自助行为的法律规定,与发达国家民法典相比,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为此,文章从自助行为的制度渊源及其必要性、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相关法律冲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析,以兹立法借鉴。

现代法律意识、保障机制与宪法权利

发生在株洲的选民罢免人大代表事件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反映出我国宪法权力实现的法律保障机制功能不足。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必须着力培养权力行使者的现代法律意识,必须完善宪法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即:完善宪法权利在普通法律体系中的保障,设立违宪审查机构,扩大宪法救济范围。

论认罪认罚协商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形式化——以辩护权主体理论为视角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审判程序被简化,故在认罪认罚协商中需要值班律师切实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帮助。但实践中,认罪认罚协商却存在法律帮助的形式化。学界对这种形式化的分析集中在定量实证研究和建构探讨方面,对于值班律师的有效辩护等出路探索也主要基于值班律师的视角,而对嫌疑人作为辩护权主体的自主性关注较少,缺乏对嫌疑人自愿性产生的基础进行分析。

债权自助视角下商债管理师行为的合法性探析

在全面论述债权自助行为的涵义与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商债管理师行为所具有的正义、效率和秩序价值,从而说明商债管理师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目前我国商债管理师行为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社会诚实信用体系、加强对商债管理师行为的法律规制、建立商债管理师人员的资格考核制度、加强行业的内部监管、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途径,来规范商债管理师的行为,从而发挥商债管理师的最大价值。

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法律援助辩护的现实检视与理性回归

认罪认罚制度下强调有效法律援助辩护,旨在保障受援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指定辩护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相关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援助辩护实践因素、立法规范因素以及司法观念与诉讼制度因素。为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法律援助辩护的有效性,在实践供给方面,需要强化法律援助律师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及跨区域协作机制,调适辩护定位并优化司法观念;在规则续造方面,应当健全获得法律帮助权规定、有限允许侦查讯问的律师介入、保障值班律师权利顺畅行使,并明确量刑建议生成机制;在制度依托方面,可从判断标准、程序适用和法律后果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效辩护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