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形成到不断完善,大体经历了从“律令体系”转化为“典例体系”的四个发展阶段。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律为“常经”、令为“损益”的律令法律体系;魏晋至宋,演进为以律典、令典为纲的律令法律体系;元代弃律、令,典例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明清时期,典例法律体系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古代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对法律体系内涵理解错位,忽视“覆盖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是构成“法律体系”的必备要素,忽视“律”的内容、功能及法律地位的变迁,忽视法律体系的定名原则,是造成对古代法律体系界定发生偏差的基本原因。

齐泽克与黑格尔法罪思想比较研究

法罪关系问题是近现代法哲学领域的核心问题。黑格尔和齐泽克都对法罪关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其中,黑格尔法罪思想的核心是“法罪对立”,即自在的法是本质,不法是本质的假象,这一思想通过抽象法视角,以对“无犯意的不法、欺诈、强制和犯罪”三个部分的阐释而得到展现。齐泽克法罪思想的核心是“法罪统一”,即法律的基础是它宣布自己为法律,主体因其本身的存在而负罪,这一思想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得以阐明。二者的法罪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都有其局限性。

文学与法律的张力:《罪与罚》的情理之辨与法律之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既蕴含文学层面情与理的故事矛盾,又兼具法学层面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探讨。作品通过塑造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主角形象,反映了时代的思潮变迁与人们的内心思考,可从文学角度剖析出情理矛盾的核心线索。同时,文学又是历史事实的反映投射。独特的时代背景塑造了独特的法律观,主角的思想行为亦可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视角进行检视分析。本研究从文学和法学的双重角度,通过解读《罪与罚》,旨在揭示这部作品丰富的内涵与深远的意义,揭示情理矛盾与法律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数据安全治理的经济法理念分析与制度构建

数据安全治理要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与合法利用的状态。数据安全治理应在数据管理安全与数据流通安全两大治理领域中展开,个人信息管理薄弱、数据不当利用与竞争是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主要问题,不仅客观上降低了数据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水平,还严重损害了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鉴于不同类型数据要素面临的安全损害或风险不同,治理方式应有的放矢。经济法理念能够为数据安全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理念基础,在实质公平理念下拓宽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范围及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在有序竞争理念下协调完善企业数据流通的法律规则与自律规则,在风险防范理念下统一公共数据管理与开放规则,以期形成契合现实、协同有效的数据安全法律制度。

否定论视角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思辨与规则构想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高歌猛进。“强人工智能”在拥有自我编程与系统升级能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大众带来了何为人、何为物的哲学省思。不少学者基于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主张肯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甚至责任能力,引发社会忧虑。实际上,法律调整的是因人的意志和行为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无论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作抑或是法理学视角下人工智能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承担来看,其都不具有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因此,应当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否定,并从客体论视角下完成涉人工智能法律规则的构想。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与展望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有农村建设的法制理念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必须尽快实现转变和创新,即从稳定理念向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从保障理念向统筹城乡发展理念转变、从政府主导理念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理念转变、从非均衡发展理念向均衡协调发展理念转变,并在新的法制理念指引下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制体系,构建真正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科学的法制体系。

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劳动权,具有生存、发展、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其实现有赖于劳动者的个体性努力、积极作为和国家、社会积极承担责任。劳动权应在宪法和国际法的层次上得到保障,在国内需要建立劳动权的可诉性制度。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立法者——从1980-2004年人大常委会公报看立法理念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者对法律的功能经历了从专政工具到治国方略的转变过程,在立法理念关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粗”、“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社会转型时期的立法如何在维护法的稳定性和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之间谋求平衡是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的挑战。

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法律治理及其核心理念建构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职业体育联赛的基本组织。对内,它与教练员、运动员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能影响这些职业主体的行为;对外,它与项目协会、职业联赛管理机构及社会发生联系,对联赛管理与运营、职业体育形象等具有重要意义。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实现对其法律治理的重要意义。研究从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出发,认为权利本位应是对职业体育俱乐部法律治理的核心理念,并以此理念提出了相应的建构与完善措施。

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提升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要求全民法治观念的加强。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其法治观念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法治的进程。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说明大学生法治观念还有待加强,因此必须从大学生自身、高校、社会三个角度探讨加强大学生法治观念的路径,发挥高校、社会的引导作用,培养具有法治观念、拥有法律信仰的高素质人才。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法学思潮述评

俄罗斯 90年代的法学思潮 ,集中表现在对法的理解上 ,伴随着前苏联改革及其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展开和演进。总体上说 ,俄罗斯法学界在对待法的问题上 ,主要有三种思潮 :自然法 (道德 )的、社会学的和规范主义的。前期注重法的内容 ,忽视法的形式 ,夸大国家权力的消极方面 ,强调法与法律的区别 ;通过法与国家关系的探讨和实践总结 ,后期兼顾法的内容与形式 ,正视国家作用的观点成为主流。文章拟从 90年代前期和后期俄罗斯法学研究的不同侧重来揭示这一时期的法学思潮。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论纲——写在《现代法学》首任主编黎国智教授80寿辰之际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应当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在中国,通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铺垫,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必须有独特的思路、完善的内容设计,并应该考虑到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金融公正理念的法学阐释

资本扩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与两极分化,将弘扬自由与平等为主旨的金融法拖入了目标和现实相背离的现代性悖论之中。从公正理念的维度,重新审视现代金融法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对于缓解法的服从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维护法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国金融法制的现代化进程,须对西方的现代性范式扬善抑恶,以求实现金融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

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

企业家精神是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者一直探讨影响企业家精神决定因素。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创新思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法治水平等对区域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思想和人力资本是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创业的金融可得性,法治发展是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

目前一些关于经济法理念、价值以及基本原则的讨论,除了语言表述上的差异外,内涵上也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并不能脱离法律价值之公平、秩序、自由的范畴,但必须具有其独特的解释;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则应当回应和体现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意义。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的关系,并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

中德森林法比较研究

借鉴德国在利用法律手段规制森林的利用、保护、经营管理与生态保护上的成功经验,从中德两国森林法的立法目的与价值理念、管理体制、调控机制、经营管理战略和实施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对两国的森林法进行了初步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完善中国的森林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并指出中国现行《森林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立法价值理念的缺失。

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主导力量 ,认真分析和审视农民的法治观念 ,并加以正确引导 ,是当前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文章分析了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