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定继承人的地位研究

我国1985年《继承法》确立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缺陷日益凸显,已不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至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子女晚辈直系血亲为本位继承人;配偶应当列为不固定顺序继承人;父母原则上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亲为适当分得遗产的人;丧偶的儿媳和女婿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应当为适当分得遗产的人,建立成年人收养制度;建立家庭成员的用益权制度和赡养份制度等。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调整与修改的法律思考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法定继承制度的重要内容,但从法律设计层面应如何操作法学界观点不一。从尊重公民财产权出发,结合计划生育国策和国外的立法经验,主张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的相关精神,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配偶的继承顺序设计层面,从维护我国现行的物权法体系的角度,主张应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维持配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身份;在丧偶儿媳、丧偶女婿的集成问题上,现有法律用语虽不够科学,但并非一定要予以废除,尤其是我国人口结构正步入老龄化,由于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够健全,赋予丧偶儿媳、女婿继承权,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达到更好地赡养老人的立法目的;在关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方面,从现代人们的亲属观念的演变结合老年人的特殊利益的法律保护,主张采用亲等继承制优于亲系继承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其中传承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调动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规定较为简单,只是从义务的角度规定了传承人的传承义务,导致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当加强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利性认识,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传承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通过程序性规定和法律救济措施的制定进一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对传承活动所享有的传承权。

唐卡传承人的法律保护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为例

唐卡作为藏族地区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技艺由唐卡传承人掌握。以在拉萨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梳理了唐卡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退出情况、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并发现被认定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集中于城市地区且性别均为男性,政府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仅限于每年提供补助,唐卡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不乐观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结合外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制度,提出改进唐卡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吸收社会资金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探索更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等建议,以期达到完善唐卡传承人法律保护制度的目的,同时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论日本非遗传承团体的法律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团体保护制度方面还存在传承项目挖掘缺乏深度、传承主体模糊、传承活动缺位法律等问题。日本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起步较早,其传承团体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对我国有重要启示。我国应当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团体法律主体地位,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对象,并明确其作为团体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刍论

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标性特征,传承人是这一特性的物质载体,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有关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律规定,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式步入依法保护阶段。然而对传承人的法律保护应是全面、系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传承人的法律认定、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人,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繁荣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益的法律保护探究

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载体,其权益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目前,法律对于传承人权益的保护存在认定制度和取消制度不完善、权利界定不清、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亟需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应积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规范认定标准和程序,完善资金保障,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以切实维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确认传承人的法律地位,掌握传承人的生存情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制定完善"非遗"法规体系,是我国未来"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

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研究

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保障。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应的国家法律政策和广东省法规条例,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在已有法律政策基础上,从发展过程、工作机制、记录成果三个维度,探讨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实际发展现状,分析发现:随着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深化,当前现有非遗的法律政策仅起到了基本的保障作用,但无法提供精准的法律制度保障,同时建议非遗法律政策可以得到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推动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乃至其他同类型地区非遗保护工作更好地发展。

云贵两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比较研究

云南和贵州两省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在非遗保护立法、保护实施及生产性保护等方面云贵两省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两省非遗保护的成绩主要得益于领导重视、制度健全、基础牢固、人才相继,并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等因素,但在非遗保护和开发中也存在制度落实不全面、工作力量单薄、开发过度或者文化传承缺失等现象,急需要努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