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适用刑事案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适用刑事案例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文章认为适用刑事案例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主要受两种观点影响:其一,罪刑法定成文法主义。这种观点将罪刑法定的“法”/法源理解为制定法,混淆了法源与法律形式,忽略了判例法同样存在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作为一般法理论的法源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不因法系变化而变化的共通性。其二,案例类比推理属于类推。这种观点将类比推理与类推解释、类推适用错误等置,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倾向与实质倾向都不必然反对案例适用。相反,可以在方法论上融贯刑事案例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推进刑事案例适用:将刑事案例附着于刑法及其法律解释,将类比推理附着于演绎推理,以及基于形式正义原则与案例之间的事实要点相似性解决案例适用的可普遍性问题。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理”阐释和“法源”地位为其融入司法提供了实践前提。作为“法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衔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共识与司法裁判的接驳功能。作为“法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和影响着法律的制定、解释、适用与执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存在实践旨趣和实践方法两个维度,且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在实践旨趣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双向互动不仅促成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广泛认同和遵循,还能够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含义和社会影响。在实践方法维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司法的实践融合,需要从程序、法律方法和案例指导制度三方面入手。

裁判设立居住权的解释论

在意定居住权之外,存在法院裁判设立居住权的空间,但应限定为在离婚财产分割、遗产分割及离婚经济帮助案件中以居住权为救济手段的情形,且法院只能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为其设立,不得依职权径行设立。裁判设立之居住权应带有严格的人身专属性,以防止其任意流转。裁判设立居住权并不满足《民法典》第229条规定的构成要件,须在办理居住权登记后才发生物权效力;居住权未登记时,权利人尽管能够居住、使用特定住宅,但无法对抗取得所有权的第三人,也不得依《民事诉讼法》第251条对抗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公开刑事裁判文书的样本偏误——基于2014—2022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样本的实证研究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刑事裁判文书,是数据时代下刑事法研究和类案参考的重要素材。统计发现,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相对全体刑事裁判而言存在样本偏误,不同类型的案件被公开的概率有所不同。刑事二审、再审案件的裁判文书相对一审而言更难被公开;一审裁判文书中,案发率较低的、较不常见的案由对应的刑事裁判文书相对于其他案由而言被公开的可能性更低;二审、再审裁判文书中,审理结果为改判或发回的文书更难被公开。样本偏误的出现,可能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上下级关系方面的担忧有关。在刑事法研究、类案参考和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就上述偏误采取针对性的纠正措施。

当代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理论表达和实现机制

司法公平正义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体来看,它经历了从实质正义到形式正义、再到最终确立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公平正义的中国语境诘问,并不断进行纠偏、试错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也是坚守公平正义、先立后破,立足实践不断从“薄”到“厚”蜕变的过程,更是推动“两个结合”“两创”互融共进、重塑中国语境的过程。要实现这种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离不开完善的司法基本制度、司法改革的动态调试、以移情感受力与领悟能力为核心的审判能力现代化、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以及法律监督对个案正义的推动。只有这些制度联动耦合起来,形成该当的制度合力,期待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新时期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篇章正在被重新书写,情感叙事应当是公正司法以及中国法律话语该当的组成部分。

基于过程监督的序列多任务法律判决预测方法

法律判决预测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因此对法律判决预测方法的研究对于实现智慧司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传统的法律判决预测方法大都是只进行单一任务的预测或仅基于参数共享的多任务预测,并未考虑各子任务之间的序列依存关系,因此预测性能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文中提出了一个端到端的基于过程监督的序列多任务法律判决预测模型,在建模各子任务之间的依存关系时,通过引入过程监督来确保依赖信息的准确性,从而提升序列子任务的预测性能。将所提模型应用到CAIL2018数据集上,取得了较好的分类效果,平均分类准确率比现有的state-of-the-art方法的准确率提升了2%。

为什么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

之所以会出现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认知模式迥然有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事实认知、法律认知和法律判断形成上。大众传媒出于某种认知偏好,往往会对司法裁判的信息进行选择和重构,此后再公之于众。这种选择和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司法裁判,加剧了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要减少此类现象,必须引导公众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司法裁判。而这种引导既是法院的责任,也是大众传媒的责任。

法律判决经济价值效应的金融学分析

法律判决不仅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在事件中关系的判断与处置,也会由此产生对当事人乃至全社会的经济价值效应。对于前者,判决体现的是法律的判断;对于后者,传统理论普遍认为是一个零和游戏。然而,从金融学的资产定价理论出发,却发现法律判决的社会经济价值效应并非零和,而且这些价值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判断,还对某些资产定价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

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

文章认为形式法律推理中 ,只有进行价值判断 ,才能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 ,避免出现“中词不同一”或不合“实质正义”的错误。在法律推理中 ,价值判断具有发现、比较、选择、归类、定性、量裁、导向等功能 ,这些功能对于法律推理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法律推理 ,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 ,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推理。

关于民法中确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权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由“私权神圣”、“权利绝对”,继而提出对私权行使予以适度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逐渐被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禁止权利滥用能否成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认定标准等方面存在争议,对此做一探讨。

论雇佣救助的法律调整——兼论《海商法》第九章的修改

雇佣救助概念的司法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其成为海商法中为数不多的纯粹中国元素的法律术语。雇佣救助受《1989年救助公约》调整,公约起草过程中已经充分评估了适用公约可能产生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加百利"案再审判决亦表达了这一法律见解。应重视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关系,其第九章的规定只能定位于救助公约的国内化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司法适用和将来的任何修改都需以此为前提。中国现行海难救助制度基本能够满足雇佣救助的规则需求,应慎重考虑基于雇佣救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

法律论证与裁判智慧

法律论证有效性需要依循特定语境,这决定了许多司法裁判实例中都体现出来某种直觉性反思。那么在面对普遍性原则与规范的对应时,发现例外情形表现为一种常态。例外指向的是一种关于规则与论证的可批判性与可反思性,应当给予法律人甚至当事人更多的创造力展现、创新性思维甚至直觉性反思的空间。正如关联原则要求的那样,裁判智慧的关键不仅在于裁决结论依循的原则的普遍性与抽象层次,还在于界分与借助不同原则与理念之间的关系。据此也应该确保规则对多种可能性的容纳。

法律解释规则研究

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所应当遵循的位阶顺序。这样的位阶顺序在法律解释中是否具有方法论意义,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解释规则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提高裁判理由的可预测性,并遵守解释的位阶顺序。法律解释规则应首先从法律解释的目的入手,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另辟蹊径,从法律解释目的之视角对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再审视,主观之目的会导致忽略法律本身的价值,忽略立法者的历史局限性。客观之目的则在于探求法律意旨,并随社会变迁而改变,但其缺陷在于忽视立法者的意识。实际上,法律解释的目标应是构建一个裁判理由。挖掘现实情境下研究法律解释规则研究的创新意义。

论刑法规范的性质与功能

刑法规范内生于刑法之中,作为刑法条文所表现的实质,具有与刑法本身不同的性质。作为刑法规范而言,主要具有片断性、法益保护的关联性、权利保障与权力限制的协调性、判决执行的不可避免性等性质,而这些性质决定了刑法规范具有限制作用、法益保护作用与规制作用等功能。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规范引用

在民事裁判的说理中,对法律规范的引用十分重要。根据现行法规定,法律规范可能在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部分被完整具体地引用,其引用范围根据引用位置不同而有所区别。大陆法系的涵摄技术和请求权基础方法可以作为法律规范引用的比较法参考。引用规范上的完整程度和引用数量上的详略程度应有所差别,后者应考虑引用处于裁判说理还是裁判依据部分以及裁判说理本身应实现的繁简分流目标。在具体引用法律规范时,法官也应注意规范用语中“依照”与“参照”在立法技术上的差异,准确判断“适用”在前述哪一种含义上被使用。

论类案智能推送的优化路径

科技与司法审判叠加使类案智能推送绘出公正与高效双飞的新图景。然而,实践中,类案要素的判断标准模糊、类案推送的精准度不高,以及数据库的非圆满性等,一定程度上抑制其运行实效。事实上,大数据挖掘、光学字符识别等智能技术,审判三段论的法律推理,以及要素式审判思维,为类案智能推送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通过句化案件基本事实,改变文本相似度对比策略,完善类案对比算法;通过整合法律规范数据、收录非正式法律渊源及指导性案例数据等手段完善规范数据库,进而构建让民众可接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类案智能推送模式和运行机制。

沉默权价值的理性分析

现阶段有关沉默权的论述莫衷一是。对沉默权价值的分析可验证其存在的合理与否。对沉默权的历史考察可知其已完成了所期待的推进法制文明的应有使命 ;对沉默权的法理深究可知 ,其障碍刑罚目的实现 ;对沉默权的人性评判可知 ,其虽是人性尊重的司法表现 ,但其保障相对恶主体的权利却是以牺牲相对善主体权利为代价 ;对沉默权的价值判断可知 ,其以自由为口实 ,损害社会必要秩序。由此 ,沉默权不是人类司法活动中必需的诉讼制度。

吴家麟先生的法律逻辑观念、思想和理论探索

吴家麟先生对于我国的法律逻辑学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这根源于他拥有一种开放式的、面向现代的形式逻辑观。基于这种形式逻辑观,他将法律逻辑学定位为应用形式逻辑研究法律领域特殊逻辑问题的一门科学,这种科学能够处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逻辑问题。吴先生自己也作出了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他对证据概念的研究为今天的法律逻辑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基于深度学习的司法判决预测算法研究

司法判决预测任务指的是根据真实的案情描述文本来预测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助于司法专业人士高效的工作,在智能司法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实践中,易混淆罪名和少样本罪名的判别问题是目前的两大难点,普通模型很容易在上述问题上出现误判。为使易混淆罪名得到更好的区分,结合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和双向门控循环单元(bid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BiGRU)深度学习网络,提出BGAAT(BERT BiGRU attribute self-attention)网络模型。该模型引入具有区分性的罪名属性标签,通过注意力机制分别抽取属性特征与上下文特征,使用注意力分布对可解释性进行描述。为使少样本罪名更好地被识别,引入罪名分类权重,使模型在少样本罪名分类取得了更高的F1值。最后在真实的司法判决数据集上进行了实验,证明了所提出模型在该任务上有良好表现。

关于先例判决制度

先例判决制度的实行在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围绕先例判决制度仍有各种争论,但是一方面,先例判决制度属于法院工作制度创新,而非法官造法;另一方面,从其他不少成文法国家的做法看,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顺应了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趋势;另外,建立完善的先例判决制度,解决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难题,也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