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丧服决狱对传统礼俗的破坏与“法律儒家化”之重估

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命题时,以晋律"准五服以制罪"为标志。这包含两层基本意义:一是晋泰始律之前的秦汉律令条文与决狱定谳是非儒学性的,尤其是未曾引入五服制;二是泰始律"准五服以制罪"才将刑无等级的法家律令改造为维护等级的儒家律令。通过对东汉时期典型案例"何侍搏姑案"的细致分析,可证汉代已存在以丧服决狱,并且,这一决狱方式颠覆了传统礼俗,使丧服由亲疏程度的表征,被异化为行为规范。于是,礼所原有的双向性原则被摧毁,代之以法的单向性原则。对于以服制入律的准确评价,不是欺骗性的"法律儒家化",而是"儒学暴力化"。

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律秩序 以汉唐之际的母杀父案为例

在发生母杀父的人伦惨剧时,子女应当如何作为是困扰中国传统法律的难题。中国传统士大夫就这一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丧服》等经典的诠释展开。在"继母杀父"的案件中,孔季彦由"绝生母"推导出"绝继母",而汉武帝从"继母如母"的经义本身得出继母身份的存废依据,魏晋丧服学家则进一步提出继母可能因失去配父之义而丧失母名,然亲生母子关系却不会断绝的观点。在"亲母杀父"的立法之争中,窦瑗立足于父系伦理,强调"父尊母卑",要求人子"为父绝母",控告母亲;封君义则站在孝子的服制立场上,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情感是相同的,理应保持缄默。后一观点的阶段性胜利使中国传统法有关母子关系的规定在父系家族伦理秩序中呈现出别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