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法律人类学的共同体建设:回顾与反思

学术共同体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共同的学术旨趣、共同的学术规则以及特定的组织形式。不管是英美学界,还是以荷兰与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学界,抑或是国际学界,都先后形成过聚焦于或涉足于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目前已经发展出六个学术团队或组织。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仍存在着较大的发展进步空间。在构建共同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规则、优化完善组织形式、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均有着可以着力的方向。

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界权范式的转换

著作权法在立法上细化传播权规定的本意是便于司法裁判,实践适用中却仍然出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传播权的裁判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传播权彼此间悬而未决的边界。为界定传播权的边界,基于物权理论的事前界权范式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原意,边界先于个案界定且单纯决定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基于侵权理论的事后界权范式则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历程,边界在个案中界定并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由于事后界权范式融入了公私利益的价值判断,避免了权利边界的绝对化,其更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所以界权范式的转换有助于法院通过事后标准灵活调整权利边界,并将个案裁判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从而尽可能地促成裁判共识。

平台媒介的兴起:隐私保护的范式与悖论

隐私与媒介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考察隐私的概念传统、媒介的历史演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塑造,可以揭示隐私与公共、隐私与媒介之间复杂的冲突和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信息的保密与公开、信息的保护与传播以及个人隐私权利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的协调。伴随平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隐私保护范式面临控制悖论、匿名化悖论、个人可识别信息悖论、被遗忘权悖论和信息涉他悖论等挑战,隐私保护与媒介公共传播的法律生态平衡面临深刻危机。需要在主流的“架构—规范—市场—法律”监管框架基础上,探讨新的制度可能性,推动隐私保护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生态平衡关系的重建。

法学实证研究之反思——以因果性分析范式为视角

法学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和统计方法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因果性分析来揭示法律规则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果性分析范式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解释法律变量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联。然而,因果性分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挑战,如隐式假设、数据可得性和外部效度等问题。为了提升因果性分析的应用,需要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和数据收集的质量,同时也需要关注因果推断的误差和偏差问题。未来,随着数据和方法的不断发展,因果性分析将在法学实证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学教育的数字化变革:逻辑、范式及路径

数字化的发展正改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并对法律职业的技能及前景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法学教育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也受益于数字化的赋能,传统法学教育必须应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革新。法学教育应重视数字化法律实践技能的培养,将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技术运用到法学教育领域,以适应未来数字化变革的社会需求。

迈向新文科的法学教育范式三重定向

面向新文科的法学教育范式创新分别指向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人才体系的复杂变革,表征为价值性、科学性与融合性三重定向。价值性定向主要是完成价值秩序和话语体系塑造的目标,着眼于如何构建当代全球秩序安全稳健发展的价值准则,提炼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正当性价值准则以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体系。科学性定向聚焦于如何面向中国、面向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集成和深化法学知识体系,关系到法学教育创新的知识论问题。融合性定向则从形式上体现出新文科对于学科结构、方法思维等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要求,推进问题导向的科际整合和以集群化学科、融合性方法解决特定问题的功能优化。面对这些新的体系变革需求,中国法学教育范式转型应从宏观层面强化价值引领,从中观层面科学构建现代法学教育的主体内容,从微观层面系统精细地落实法学教育改革新举措。

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中的“三大范式”及其研究展望

梳理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现状和研究特征,能够为法律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方向。以翻译研究中的范式为理论视角,采用归纳法,通过哲学分析,透视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发现目前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三大范式”,不同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哲学基础、学术共同体以及领军人物。通过对法律典籍翻译研究前景的展望,既拓展和提升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也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价值。

计算主义:我国法学量化研究的现实谱系

“法学量化研究”以“计算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作为计算法学的研究范式之一,“法学量化研究”的学理表达不能被法学实证研究所兼并或同化,必须从模糊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抽离予以单独识别。以2016年~2022年我国主要法学期刊发表的法学量化研究为研究样本,可以大体“绘制”出我国“法学量化研究”的现实谱系。就研究主体而言,我国法学量化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呈现“核心—发散”的分布特征,“核心”仍是主流。就研究疆域而言,我国法学量化研究所涉领域逐渐多元,但仍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就研究归旨而言,我国“法学量化研究”承载了“三位一体”的学理功能,包括“事实层”的“法律系统描述(司法现象挖掘)”功能;“规范/制度层”的解释(教义)、检视(法实效)、修正与建构功能;“理论层”的检视(证伪与效验)、修正(再造)与创造功能。这三个功能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凭借其内部的“自驱和共生”机制,形成了法学量化研究的良性功能互动机制。面向未来的法学量化研究应以“计算法学”为学科归属,一方面强化与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方法论互动,另一方面需要内化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以纾解“知识联结之困”。

论环境法法典化的深层功能和实现路径

环境法律文本兼具矛盾性、繁复性与动荡性三种特征,可以用法律复杂化统一概括。环境法法典化虽然旨在破除法律复杂化,但是仅围绕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并不足以触及问题的本质。环境法律复杂化始于对策法学的研究范式。对策法学以解决问题为本意,以提出对策为手段,以热点问题为聚焦。这些特征和环境法律文本的矛盾性、繁复性与动荡性密切相关。为了避免未来的环境法典再次落入法律复杂化的窠臼中,环境法法典化应在重塑环境法律文本之外,拥有纠正对策法学的深层功能。这不仅要求环境法法典化具备对应的潜质,还需要在法典的编纂模式上做改变。首先,环境法法典化的特点、目的与愿景都与对策法学有着显著不同,加之消除对策法学不利影响的自救意识,环境法法典化既有潜力,也有动力纠正对策法学。其次,应当坚持以弱对策导向的适度法典化模式。这一法典编纂模式旨在弱化解决问题的导向,重新回归到以调整环境法律关系的原始本位,同时待环境法治达到了一定阶段,再适当进行法典化。其中的重点在于,要对我国环境实践中的改革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它们的思路,掌握它们的规律,将那些行之有效的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

论阅读推广的研究范式

文章概述阅读推广的整体研究状况及其研究范式;将当前阅读推广研究归纳为六种范式:文史范式、图书馆学范式、阅读行为学范式、传播营销学范式、法理研究范式、阅读疗法范式;剖析每一范式流派的代表学者、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主要观点等特征元素;总结这些范式在阅读推广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探究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与方向。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

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实践推动下,整体系统保护因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机理、功能关联性、多元化利益平衡等要求,开始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法治视野下,生物多样性整体系统保护不仅具有保护目标整体性、法律规制手段多样性、保护主体协同性等法理基础,而且在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流域性生态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地整体性保护等方面已有充分的法治实践。立足于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的意涵和现有法治基础,今后可从法律规范体系、行政监管体制、科学评估机制、公私协同的保护模式等角度为实现生物多样性法律规制范式向整体系统转变提供路径保障。

“FinTech”赋能:科技金融法律规制的范式转移

近年来,"FinTech"技术赋能于传统金融体系,科技金融迅速发展。以"区块链"为代表的"FinTech"技术赋能于以贸易金融为首的科技金融行业,形成了"去中心化"金融体系的结构转变。以"信息信用"替代"核心信用",改变了科技金融的制度内核。"数据信息"与人工智能结合给金融体系增添了科技的活力,但同时也泛化了行业风险,影响了科技金融的健康发展。科技金融法律规制应当以市场化的法制理念明确科技金融的核心制度利益;以信息化的思维模式建立科技金融领域下"数字信息"的透明与共享机制;以专业化的法制思路实现法律规范与行业规则的协调与互补,形成法制的范式转移。

走向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法律范式转变理论述论

哈贝马斯的法律范式是指人们对法律系统所处的社会所持有的一般看法,它构成了人们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背景性理解。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当今西方社会占主要地位的是两种法律范式,一种是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它追求的是法律的形式化。另一种是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它强调法律的实质化。而法律的实质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应该走向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其重点在于关注"民主过程的程序性条件",将各种交往形式议题化,从而解决法律的合法性基础问题。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非政府组织的勃兴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变塑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表层上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深层上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法治理念、秩序模式的变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评要

法哲学范式和法理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是认识主体对法现象理性思考后形成两种基本理论型态 ;本文在总结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内容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其理论特点 ,评析其在理论法学上的意义 ;

信访困境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以"行为—过程范式"为分析视角,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信访困境的形成机制。以"法治是地方性知识"与"相对合理主义"为应对信访困境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关注信访制度的定纷止争功能,依靠权威力量进行纠纷化解,加强对于公权力的规制,注重成功经验的法治化是突破信访困境的可行出路。

为风险刑法理论辩护

风险刑法理论虽然已为立法部门所认可,但在学界却受到广泛批评。究其原因,既在于批评者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渊源——风险社会理论存在诸多误解,也与风险刑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未臻成熟有关。风险社会理论的关键词是“风险”,这一概念与刑法中的“危险”具有同质性,故而决定了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理论嫁接的可行性。风险刑法的基本范式是:刑法的干预点不是行为对法益的现实侵害(结果),而是对法益的可能侵害(危险)。这将导致刑法的规制功能和调控范围的双重扩张。为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有必要预防风险刑法自身的“风险”,对行为的风险量度进行精准评价,从而决定应否犯罪化以及配置相当的刑量。风险刑法仅是对传统刑法的补充,而不是将其完全替代,二者共存一体将是现代刑法的共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