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有关法人处罚立法的刑法理论考察

在法人处罚立法上,可以并用法人和自然人同一视的个人模式和追究法人自身责任的组织模式,但在建构法人自身刑事责任方面,应当以过失犯为中心。在法人过失的认定上,仅考虑法人过失就足够了,将企业合规措施单独提出来加以考虑,缺乏积极意义。日本实务中的过失,不是在事前对其内容一概都有规定,而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其中的注意义务内容,在法人过失犯罪案件中,必须实质性地考虑合规体制对于法人业务风险防控的意义。在对法人故意犯和过失犯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日本刑法中法人处罚的完善建议,建议在立法中增设处罚法人具体情形的明确规定。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自动化行政处罚法律规制——以道路交通非现场执法为视角

道路交通管理领域的非现场执法是当前半自动化行政的一种体现,其具有非接触性、高效率性、全天候性等优势。只是当下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粗疏,存在执法主体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同时在程序方面,道路交通非现场执法的告知程序和陈述申辩程序也存在瑕疵。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法律的规制和完善,所以要明确执法主体的范围及法律责任,同时对非现场执法的告知程序、陈述申辩程序进一步完善。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公开的法律规制

行政处罚中违法事实的公开具有必要性,体现为强化行政管理手段、平衡公共与私人利益、传承伦理文化三个方面。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行政法规范缺乏对其统一的界定,导致行政执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一定的混乱,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故应结合行政执法实践,建构科学的违法事实公布体系,注重违法事实公开后的相应救济与“再监督”机制,平衡警戒与隐私保护作用之间的冲突,并进行“被遗忘权”的相关实践。

解构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定位、构造与效力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有效规制行政处罚权的重要工具,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则是行政裁量权在体育法治领域内的具体映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以体育领域为切入视角,研究剖析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定位、构造和效力,以利于其在行政法治的框架内发挥效力并完成使命。总体而言,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裁量性规则和说理性工具的双重定位,在内在构造上表现为要件联结效果的组合,而在外在构造上则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呈现,并由此产生出主体、客体和内容层面上的法律效力。

刑法中“论处”规定的类型化解释

对刑法条文中“以……论处”规定的理解,关涉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论处”条款赋予某一法律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同的效果,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并且具有注意规定或法律拟制的性质,而法律拟制则具有犯罪构成的定型功能。然而“论处”条款的设置却存在拟制不当和过度类型化的问题。因此,要从方法论角度,将相互包含、补充的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应用于“论处”条款的拟制和司法实践当中,通过回归概念背后的原型,厘清类型中的核心要素与变量要素,对“论处”的具体情形作出恰当的类型化解释;同时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对“论处”规定类型化解释的适用范围加以合理限制,使规范条文罪刑法定要求与事物本质规范评价达成一致性,从而实现论处结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教义学限缩

在刑法客观主义与法秩序统一的价值立场下,必须对交通肇事罪中两档升格法定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缩。认定“肇事后逃逸”应当以不履行刑法所规定的救助义务为限;《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不宜作为认定“逃逸”的充分条件,而应理解为在《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构罪客观要件的基础上,为实现对成立“逃逸”范围的进一步限缩而增设的主观要件。另外,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以肇事者的行为满足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为前提;就罪数关系的处理,该档法定刑升格条件宜定位为包容型结合犯。因此,在被害人死亡结果用于构成该罪基本犯的场合下不应适用升格法定刑,否则即构成对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违反。

中华传统德刑观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中华传统德刑观,自先秦诸子的论战至汉代,逐渐确立了先德后刑、德主刑辅的总体观念;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演化,至唐确立了德本刑用、礼刑结合的正统观念;宋代朱熹从理学出发,将传统德刑关系改造为明刑弼教、德刑并重,并成为明清的官方主导思想。以中华传统德刑观为历史借鉴,当代中国构建轻罪体系应以德法共治理念确立慎刑观,从而破除对刑法的过度迷信,同时以良法善治理念确立恤刑观,从而规范犯罪的附随后果。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中国传统死刑观探析

在中国传统死刑的制度、思想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基础。中国传统死刑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予以把握:法律观、治理观、亲伦观以及自然观。对中国传统死刑观的考察,既有助于推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又有助于在传统的观照下开展对现实的考察。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履约惩罚制度完善

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的行动方案,我国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但该制度在履约惩罚方面存在罚款数额设定不科学、幅度过大等问题,从而不能对控排企业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易造成自由裁量权泛滥、权力寻租等。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为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需要正确定位,合理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包括建立行政罚款的衔接制度,提高违约成本;合理设计“倍率数距+数值保底”罚款数额,施行双罚制;威慑与激励制并行。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之应然调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刑不制罪、内外不协调、预防效果不佳等问题,易引发社会价值冲突与争议,应改进该罪名刑罚设置的直观形式标准,在借鉴域外立法的背景下,通过分级制裁、增设罚金等措施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体育法》修订背景下“使用兴奋剂”犯罪化之再思考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涉兴奋剂的规制似乎已经形成以反兴奋剂行政法律法规为基础,新增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为核心,司法解释对相关刑法规定加以明确为中轴的刑事法网。但是,“使用兴奋剂”这一行为类型在竞技体育中危害性极大且屡禁不止,现行刑法规范却未予置评。研究认为:《体育法》修订背景下,“使用兴奋剂”犯罪化具有合理根据。“使用兴奋剂”侵害了“体育竞争秩序与运动员健康”超个人复合法益,是其犯罪化的根源。现有法律法规无法对该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是“使用兴奋剂”犯罪化的必要前提。除此之外,“使用兴奋剂”还具有行为的明确性与入罪的合宪性,共同构成“使用兴奋剂”犯罪化的正当化依据。进而提出:在立法选择上,应将“使用兴奋剂”作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补充条款,而不是新增罪名;在法定刑构建上,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情节严重的,可以考虑处以资格刑或罚金刑,以实现刑罚配置的科学性。

行政黑名单的法治化规制路径探析

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非系统性、低权威性的规范特征,其原因包括制度设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对于行政黑名单的适用情形、惩戒措施、列入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等方面。虽然被列入行政黑名单对个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权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减损,但近年来对于行政黑名单的法律属性还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议。本文针对目前行政黑名单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行政黑名单法治化规制的具体路径,即明确列入黑名单原则上属于行政处罚,提升黑名单设定的法律规范位阶,相对统一黑名单的适用情形,严格限制黑名单惩戒措施的范围,合理设定黑名单的列入程序,全面规定黑名单的救济途径。同时还应遵循人民法院对涉及黑名单行政诉讼案件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即黑名单的设定有无相关法律或制度依据,实施主体是否具有职权依据,列入决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遵循了行政行为的法定或正当程序等。

旅游经营者失信违法行为规制研究——基于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旅游经营者失信违法行为成为阻碍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对旅游经营者失信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已成为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以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作为数据来源库,通过构建旅游经营者失信违法行为筛查标准,对数据库中的1067份涉旅游相关行政处罚案例进行失信识别,最终定位到161份旅游失信违法行为处罚文书。通过对这些文书进行要素编码,统计其行为性质、法律依据、处罚结果,分析并呈现目前我国旅游经营者失信违法行为具有高度类型化特征且存在着法律依据散乱、处罚结果单一等问题;针对该系列问题进行原因剖析,最终从立法建设、执法协调、手段更新、自律倡导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规制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旅游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罪刑均衡目的下以刑制罪的思维与限制

司法实践中过度依赖法条主义,但案件事实定性模糊等情况层出不穷,产生了案件审判结果罪刑不均衡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讨论以刑制罪思维的适用可行性。当判决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的情况发生时,借助以刑制罪的思维方式,通过实质解释,实现罪刑均衡的目的。以刑制罪思维所涉及的司法权僭越立法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性等顾虑,可通过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对以刑制罪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要将其限制在疑难案件中,在案件审理中要融入价值判断,适用要坚持罪刑法定。

行政处罚委托明确性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实现

由于原有的行政处罚委托条款内容不够明确,2021年修订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完善。从理论依据来看,行政处罚委托的内容应当明确,既是源自于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实现法律效果定型化的价值目标。虽然目前的行政处罚委托条款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明确性指引,但是仍然应当注意不同委托依据的效力位阶以及区分不同内容要素的明确性要求。据此,为了更好地贯彻和展开行政处罚委托明确性的运行逻辑,应当继续完善相关的程序制度,包括委托前的尽职调查与资格确认程序、委托后的定期评价与撤销收回机制以及正式确立委托行政机关对委托书内容的法定解释义务。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且大量案件适用缓刑,打击力度过低,反映出立法存在问题。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定位后可知,本罪不仅侵害了儿童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更侵害了儿童的人格权、父母的亲权。本罪法定刑的设置,难以准确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对向犯理论、刑法对于买卖动植物案件刑罚的设置、结果正义的要求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其必要性。就以立法修改的方式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言,“预备犯理论”“提高刑罚可能适得其反”“刑罚无用论”等理论障碍完全能够克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立法完善,可从提高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设置法定加重情节以应对特殊情况两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