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风险”范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教义学重构

刑法学界主流立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阐释与建构,因单纯倚重“权利”范式而存在理论缺陷、方法缺陷和现实缺陷,无力应对数据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全新挑战。“风险”范式是近年来涌现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能够合理分配信息处理活动的风险,将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与义务分配给制造风险的信息处理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学理阐释,应统合两种范式的合理内核,重塑保护法益、犯罪属性以及不法阻却事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数据信息社会中个体的匿名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能被矮化为“取得同意”;个人的知情同意与信息处理者基于风险的风险控制义务共同构成了不法阻却事由。

污染环境犯罪中集体法益的限制性适用

在当前工业化不断加快与科技迅猛突破背景下,众多难以预测的环境风险不断累积,秩序与安全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审视。因此,在传统的个人法益保护视角下,污染环境罪已经无法对其本身所承载的保护任务做出有效回应。而集体法益视角下对群体利益以及社会发展资源安全的保护导向,已然在立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对该集体法益保护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个人自由侵犯的风险,且集体法益本身的抽象性也伴随着工具性扩张的潜能。因此通过对个人利益锚点的固定以及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可以适度削减未来集体法益在适用上的扩张趋势。

个人信息获取行为的刑法教义学重塑——二元规制路径的构建

个人信息获取行为应被界分为“生成行为”及“收集行为”。由于现行刑法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属性为个人信息本体与载体的集合,这使得仅就收集行为进行评价的一元规制路径对于生成行为规制目的落空。对收集行为规制过程中亦存在解释论路径上的偏差,造成现行刑法因理论构造上的失范,且其与个人信息获取行为之间产生了较大间隙。应当构建“生成”与“收集”并举防控的二元规制路径。对于生成行为规制之缺失应当通过“溢出保护法益目的犯”进行理论填补,而对于收集行为中“其他方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理解应当以实质解释论为范式,并建立起递进式的入罪体系标准,从“非法”“与窃取相当的违法性”以及“滋生后续犯罪的可能性”三个维度限缩其可罚性范围。

双层社会下短信嗅探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在双层社会背景下,针对短信嗅探犯罪的刑法规制陷入困局,由于保护法益范畴不明,导致无法对技术作出合理的刑法解释,并且适用的罪名存在竞合。短信嗅探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法益和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所以应该适用双重法益说。由于受双层社会场域特征的影响,短信嗅探犯罪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法解释发生异化,应该基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来解释实行行为。在具体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适用盗窃罪来保护财产法益,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并在量刑标准上“升维”,保持刑法谦抑性。

涉疫信息安全法益的刑法保护之检视及对策探析

通过分析涉疫信息的特征及其安全法益的独特保护价值,结合《刑法》与其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条款,得出《刑法》对数据信息类犯罪的规制存在空缺、其司法解释未与以涉疫信息敏感性界分的前置性行政法律规范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层面达成一致,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公共卫生领域对数据的正向利用未给予合理解释空间,使得信息活用存在刑事风险的问题。针对上述困境提出:明晰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及信息安全法益间的独立关系、对涉疫信息分类分级进行刑事保护并设立侵害公共数据罪,以及增设为疫情防控、远程医疗与药物临床分析等合理使用涉疫信息特定人群的豁免条款的建议。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争议问题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完善了性犯罪相关罪名体系,但仍存争议。该罪保护法益非单纯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身心健康权,而是其性自主权。发生性关系时强制状态是否存在、“特殊职责”是否被利用影响本罪成立,将本罪区别于强奸罪。基于本罪法益为性自主权,应从未成年女性是否自愿、照护职责产生时间、照护职责人员对未成年女性年龄认知等方面进行限缩解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法益辨析及出罪路径探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纷争尚存,超个人法益论偏向于个人信息公共属性的彰显,而忽视对其更为本质的个体属性的征表。个人信息保护维度的逐步拓展,致使合理适用个人信息的途径限缩。为克服理论层面存有的法益认知偏差,对超个人法益检视之际,辨析回归个人法益的可行性。以出罪路径为视角厘清公民个人信息的甄别基准,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限缩解释,探寻情节严重标准的合理限度。进一步完善知情同意免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推动数字经济稳健发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确证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行为对象的概念解读应突破文义的局限,重视法律用语实质内涵下的公共安全属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个人法益说片面强调了该罪对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公共信息安全的保障。从法益概念的扩张、刑法目的及解释论出发,公共信息安全成为证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规范正当化的法益基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作为该罪提示违法性的契机,在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体现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加强了该罪公共信息安全法益的证成。

单位犯罪与三罚原则

当代各工业化国家的刑法大都设立了惩罚法人犯罪的法律制度，刑法确认法人具有犯罪行为能力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是意志与举动可以相对分离的原理，并据此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刑事责任归结途径和承担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惩罚制度是来源于传统两罚制度的所谓“三罚原则”。1997年修订的中国刑法在法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单位犯罪的特殊概念，将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团体的特定违法行为都归入单位犯罪的范畴，并且全面确立了三罚原则在中国刑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纽伦堡审判到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的法人责任研究

在国际法上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并追究其责任的历史并不长。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了集团、组织犯罪的责任。但此后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确立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出于国家对组织责任的顾忌和对各自利益的考虑,法人责任在管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这些多数与国家有关的、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适用还是相当困难的,应通过缔约国国内法间接实施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条约以规范法人责任。

从责任伦理视角反思中国刑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几乎所有的传统伦理学均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前提下,其道德要求也得自于"自我"的主观感受和价值选择,"他者"在传统伦理学视域下沦为"自我"的附庸。现代责任伦理学试图摆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和位置,承认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差异性的存在,从而演绎出"他者"思维和"为他"责任。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规范法学曾经一度妄图摆脱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但实践证明,缺乏道德和伦理基础的法律,不仅无法成为"善"的法律,更会因为缺乏社会认可而无法付诸实行。因此,笔者沿寻现代责任伦理学的逻辑思路,认真反思刑法基础理论问题,试图为现代刑法提供更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伦理学依据。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与入罪边界

在我国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长期的附属保护模式,加之"刑先民后"的立法现状,使得"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外延以及法益属性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不利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和"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有必要立足于现有的刑法框架和司法解释,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的规范概念进行系统解读,进而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和刑法保护边界。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思路应当是,在确认其人身属性、财产属性和相关法益依附属性的基础上,赋予其新型的权利地位。

单位犯罪的范围探析

承认法人犯罪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但是各国关于法人犯罪范围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范围 ,然而由于单位犯罪的立法过度超前于理论的发展 ,致使确定的单位犯罪的范围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其不合理性也日益突出。单位犯罪的范围应当符合单位的性质并且应为“习惯”

单位犯罪之恒定与代罚制之检讨

97《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争议并未消解于立法的"一锤定音"。单位犯罪的立法化使社会存在转化为法律存在,其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单位犯罪之肯定首先在于民法上肯定单位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法律对这种实在的拟制。但是,单位犯罪单罚制中代罚制所带来的不当后果,乃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对此,应当进行深入检讨。

单位犯罪的“嵌套责任论”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单位犯罪不应理解为单纯的以单位为主体的单一犯罪,而应是由单位与直接实施犯罪的单位责任人员为主体共同构成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列的嵌套式共同犯罪。在这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态中,一方面是单位本身因为其存在赋予了单位成员以单位特有的犯罪能力而成为犯罪主体,另一方面则是单位相关主管与责任人员因其个人以违反刑法要求的方式履行职责而成为嵌套在单位之内的与单位共同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主体。所谓"嵌套",是指尽管单位及其责任人员均因其各自的犯罪行为而承担着独立的行为责任,但在这种犯罪中,单位与其成员的意志与行为均互为表里,在客观上看似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单位犯罪中应承担相对独立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就只能依赖于单位这个外壳才可能在刑法中独立存在。法律将满足这种条件的两个犯罪结合在一起规定为一个"单位犯罪",因而单位和单位成员的独立行为责任又是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结果。这就是单位犯罪的嵌套刑事责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有增无减,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我国《刑法》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但在该罪保护法益和刑罚等方面的规定不够精准。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合法权益,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发布了司法解释,但仍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定罪量刑和其他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综合考察我国《刑法》《民法典》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可以从妥当司法的角度,在《刑法》中明确个人信息权为法益,明确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限额罚金刑,并且明确规定该罪适用“从业禁止”,以构筑多层次、全方位的个人信息保护刑事法律体系。

刍议刑法上之单位人格否认

单位人格之否认,是指对于缺乏独立人格的单位所实施的犯罪,否认该单位具有单位犯罪主体的资格,进而直接追究单位背后操纵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刑事责任。单位人格否认论,以单位人格的二元构造为基础,其适用范围包括单位缺乏合法身份、缺乏犯罪能力和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场合。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今,我国刑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其中,与经济犯罪相关的罪名和刑罚的变化甚多,这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立法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对经济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点之一,从1951年的《妨碍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开始,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以维护金融秩序、经济发展,打击经济犯罪为目的的法律法规,其中仅刑事法规就有近30个之多。纵观包括刑法典相关章节在内的刑事法律法规,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规制与时俱进,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比如,投机倒把罪从设立到废除,死刑在经济犯罪上的适用由多至少,等等,都反映了立法者对经济发展要求法律保障的回应和对刑法适用的反思。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规制应当采取刑法典+附属刑法的二元论立法模式,并重视判例的辅助作用。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主体界定的几个问题

单位犯罪主体是单位自身,因为它(单位)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财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并能相对独立地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单位实施犯罪是基于自己的整体意志,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判定一个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犯罪主体,不能以其是否是法人为标准,不能以其所有制的性质为标准。因此,国家机关、私营公司、企业以及单位的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均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廓清与实践认定——基于最新司法解释的考察

目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存在隐私权说、信息权说和双重法益说的争议,从立法原意、立法趋势和行为变化了的社会危害性等方面考虑,双重法益说具有妥当性。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构成要件在"公民个人信息"、"违法国家有关规定"、"提供"、"非法获取""情节严重"的界定等方面都存在可商榷之处。针对司法实践中想象竟和犯、牵连犯、信息数量、未完成形态、从宽处罚的认定与处理,司法解释也需要及时予以完善。另外,与域外往往规定本罪告诉才处理不同,我国采取强制追诉的做法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