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残疾人服务的案例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成为助推社区残疾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文章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基于“嵌入理论”,建构了资源、情感和能力三重嵌入分析框架,回答经由何种具体的运行机制与条件要素能使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残疾人服务。研究发现,从构建“信任关系”的角度出发,相应的运行机制包括以需求评估与资源链接为特征的资源嵌入机制,以情绪疏导与认知改变为特征的情感嵌入机制,以优势发掘与行为重塑为特征的能力嵌入机制。机制的可持续运行也需要具备合法性、专业性和伦理性条件要素,具体而言,合法性基于符号化人物和组织自身社会声誉而建构,专业性通过技术增能与理念创新两个层面而体现,伦理性主要依托情感管理和残疾人自我价值实现而形成。虽然我国培育和发展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正在不断优化,但也面临着公共性困境、专业性不足、认同度较低等现实挑战,亟待加强相关立法、拓宽筹资渠道、强化技术赋能以及完善协同治理网络,进而激活残疾人社会组织参与活力。

慈善组织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参与路径——以残疾人社会组织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成为深化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强化政府部门兜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大力支持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描绘出了我国残疾人事业逐步迈向整体性治理的生动图景。基于政策检视和行业扫描,本文认为,提供专业服务、开展志愿服务、链接慈善资源、构建行动网络、参与政策倡导是社会组织参与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行动策略,并呈现出嵌入式发展、网络化协同、项目制联结、多业态融合、新科技应用的总体特征。虽然我国培育发展残疾人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优化,但是制约其发展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亟待推进社会组织立法、完善整体性治理网络、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以及增强科技赋能,进而推动残障公益生态实现更好发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治化问题

现阶段,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性与民众公共服务需求的无限性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逐渐进入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同时也遇到了效率、质量等方面的困境,国家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不仅应该追求公共服务效率,同时还应兼顾公共服务质量,避免权力寻租。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治化确定服务主体职责、确保服务对象权利、确立购买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有关政府购买的法律体系、界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督与解决机制,以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治化进程。

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升级,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残疾人事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残疾人社会组织是残疾人事业和社会建设未来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通过对我国残疾人社会组织开展实地调研,从组织类型、数量构成、地域分布和服务领域等角度呈现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剖析了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外部障碍包括机构登记注册困难,社会支持网络缺失,资金筹措渠道有限,管理体制机制存在障碍等;内部障碍包括从业人员认知偏差,机构自身能力不足,内部管理水平薄弱,办公活动场地匮乏等。本文尝试从正视残疾人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已有政策的落实、完善残疾人社会组织服务、支持残疾人社会企业发展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分析

社会组织是行政力量之外重要的城市结构力量,社会组织的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本分析是旧制度主义的主体,它以法律文本、政策文件为研究材料,形成制度运作的法律或正式结构框架。社会组织治理呈现出“从控制到发展”之间的谱系渐变性的特征,是一种“选择性发展”、“趋势性发展”、“重点式发展”。它体现在:第一,在社会组织生存竞争中,提供服务的功能型社会组织逐步崛起;第二,政府部门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资源供给与政策激励;第三,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综合监管,限制着其民主协商能力。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框架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等,法治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嵌入与自治: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中与政府关系的重构

在中国语境下,体育治理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政府嵌入与单项体育协会自治的有机统一。以政社关系演变的理论脉络为切入点,借鉴嵌入治理理论提出政府嵌入与协会自治的分析框架,分析政府与协会关系的现实困境,提出改革方略。研究认为,政府制度嵌入赋予了单项协会合法性基础,组织嵌入保证协会的行动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契合,利益嵌入则拓展了单项协会获取资源的生存空间,而协会自治则是社团法人身份的根本要求。目前看来,制度嵌入缺位、组织嵌入错位、利益嵌入不足以及地方单项协会法人自治不健全导致政府嵌入与协会自治的失衡。下一步应在制度嵌入中营造法治化的制度环境,明确单项协会的性质、权力、地位;在组织嵌入中调适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党组织的中介作用,创新监管体制;在利益嵌入中加强政府购买服务与绩效评价的规范运用;单项协会则通过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治理规则、提高生存能力实现协会自治,最终达到政府嵌入与协会自治的平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属性反思及法律制度创新

当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集特殊企业与第三部门两种组织属性及经济社会功能于一身,在多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全面体现合作社的复杂组织属性,是合作社法律制度创新的关键与难点。修改《农民合作社法》,应当基于合作社双重属性的法理依据与实践需求,围绕合作社两种属性的有机结合,即融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功能于一身,确定合作社法律制度创新的目标,完善配套的组织与运行制度。

残疾人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研究——以佛山为例

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残疾理念的变化,残疾人的社会服务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助推残疾人服务工作,以佛山的残疾人服务工作为研究基础,从六个方面探讨了残疾人服务的创新发展模式:一是机构性质志愿组织模式、二是服务管理行业化模式、三是社区服务中心虚拟化模式、四是机构自助和连锁经营模式、五是社工介入运作模式、六是资金筹集社会化模式。

论我国团体标准化主体边界之认定

团体标准具有促进科技创新等重要作用。在我国有关团体标准的主体制度中,是否要对团体标准化主体的边界以法人资格为限制值得进一步讨论。实践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可能未获法人资格,但却具备了开展团体标准化活动的专业能力。诚然,无须将具有法人资格作为硬性的准入门槛,而应将专业能力作为必备的资格条件,并突出技术组织对团体标准化活动的支撑作用;继而有必要通过法制化路径引入主体备案制度,为非法人社会团体在标准化领域创造合法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际需求与相对严苛的现行法律环境之间的张力。

论慈善组织的定位

《慈善法》创设出慈善组织。作为新的法律主体,慈善组织在纵向上需要与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对接,促成法人制度采用以营利性作为分类标准。在治理结构上,《慈善法》的规定存在不足,游离在两种分类之间。在横向上,慈善组织将既存的社会组织区分为两种,采用了准则主义的设立原则。慈善组织的功能发挥取决于在纵横交织的法律体系中获得准确的定位与制度支撑。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社团法人化的构想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社团法人化是推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途径,社团法人化可为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提供法律保障、培训机构和经费筹措等。因此,为建立民主化、规范化、效率化的社团法人,政府需加大政策扶持,学校需加强指导和支持,社会需加大关爱与监督,同时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自身也要加强自律意识、加强组织内部协作。

体育学院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饮食服务实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饮食社会化是体育学院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工作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满足师生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既要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又要降低成本,确保学院的稳定与发展。长期以来,体育学院后勤饮食业多按传统模式运作,缺乏活力,难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应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饮食服务实体,以激发活力,赢得效益。

论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理论的重构

现代行政行为模式的变迁,致使某些社会主体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传统行政主体类型的冲击。从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的现状入手,分析其缺陷,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行政主体类型必须以公共服务和行政分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多元的行政主体制度,从而实现行政主体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整个法律制度关系的理顺。

社会团体法人型职教集团产权制度初探

目前,社会团体法人型职教集团无论是实践探索、理论研究还是国家法规政策都几乎处于空白阶段。该文在对全国19个省市89家职教集团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建立社会团体法人型职教集团的全新构想,并从社会团体法人与职教集团的特征分析,社会团体法人型职教集团的特色优势、产权特征、产权管理体制、产权运作方式及产权改革的关键问题等六个方面对社会团体法人型职教集团产权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研究。

社区技术治理的神话:政府项目管理与社工服务的困境

技术治理是现阶段地方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治理技术来实现对城市社区的管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也是技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思路,使用对广州市不同社区的调查资料,分析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制度和承接项目的社工组织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研究发现,虽然政府和社工组织双方都非常重视项目绩效,但当政府努力追求技术治理手段时,这些技术手段会把承办项目的社工团队紧紧捆绑起来,使社工团队忙于应付政府的技术治理过程,弱化了对专业服务的投入,导致地方政府引入社工专业服务来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逐渐虚化。

论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改革之路

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至今仍是“参照事业单位”。仲裁法施行的26年间,虽然一些仲裁机构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作出了艰难的探索,但在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以及仲裁公信力有待提高的大背景下,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仍任重道远。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将仲裁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法人,可能面临规范供应不足困境。结合民法典构建的法人体系,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宜确定为社会服务机构。对于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应针对各仲裁机构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并建立强制退出机制,以淘汰那些无法成功转型的仲裁机构。仲裁法早已规定的中国仲裁协会也应在仲裁机构改革时予以建立,从而实现对仲裁机构有效的外部监督。

社区多部门系统干预模式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的干预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社区多部门系统干预模式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于2016年3—5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册管理的、被明确诊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128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64例。对照组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卫生防治工作者(精防工作者)按照目前浦东新区精神疾病管理方法对患者进行常规管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残疾人联合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等部门进行多部门管理。两组干预时间均持续1年。干预前和干预后1年时,分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PRS)、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评估患者症状、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PANSS、PSP、WHOQOL-BPRS、FAD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PANSS一般精神病理症状评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PSP各项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WHOQOL-BPRS生理、社会关系评分及总分高于对照组,FAD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及总的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PANSS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评分,WHOQOL-BPRS心理、环境评分,FAD角色、情感介入、行为控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社区多部门系统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提高其生存质量和社会功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船东互保协会在民法中的法律地位

船东互保协会的法律地位是其制度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却长期存在争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的背景下研究这一问题更富意义。从解析确定法律地位所需回答的相关问题出发,对目前船东互保协会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进行反思,指出其不合法、不合理之处。在中国现行法下,船东互保协会应尽力获得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未来应制定、完善合作社法,以便船东互保协会设立人自主选择采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形式。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法人定位之探讨与重构

根据《民法典》,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被定位为非营利法人下的捐助法人。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定位为非营利法人具有合法性,但将所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定位为捐助法人值得商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捐助法人的定位不符合大多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非捐助举办的实情和捐助法人的基本特征,有违财团法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常识。借鉴国际经验、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理论,遵循中国非营利法人公法管制传统,我们可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分别定位为捐助法人和社会服务机构法人,同时应对《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订,明确法人的内部治理架构,完善政府的外在监管,既保护“非捐助”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学前教育事业的热情,又确保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非营利的目的。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的法律定位与制度研究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产权知局合作共建机构。当前国内外TISC机构迅速铺展开来,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权利义务关系。但当前TISC机构的法律定位依旧不甚明朗,究竟适用法人抑或非法人组织规制并不清晰,其内部组织机构也存在诸多疑问。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是否有存在必要及如何建构,执行机构如何决策部署和对外衔接都是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从长远来看,TISC若适用非营利法人,纳入社会服务机构规制,能较好的展现其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在价值,更好的促进区域知识产权运用,服务区域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