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嘱继承中的特留份法律制度

特留份制度乃为平衡"遗产处分禁止主义"与"遗嘱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产物。特留份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继承权,为法定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所得享有。特留份权因继承开始而发生,也只有在继承人承认继承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特留份权。我国《继承法》中的"必要遗产份额"其性质并非特留份,而是借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继份制度而设。必留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遗嘱人的财产处分自由,但其主要功能是充分发挥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责,以减轻社会负担,而非专为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我国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应当规定遗嘱继承必留份与遗赠特留份并行的双轨制模式。

关于设立“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构想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当今世界各国不仅都在立法上对于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从法律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和其他近血亲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趋势。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国立法应该怎样构建合理的遗嘱继承制度,从而保护配偶和其近血亲继承人的利益,是立法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于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对中国现行继承法遗嘱自由过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过于放任 ,这与婚姻家庭法养老育幼义务不对应 ,与我国宪法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和整个法律体系不谐 ,与中国传统继承法律、家庭伦理道德不符 ,与国际继承立法冲突过大 ,不好接轨 ,有可能损害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建议修改我国现行继承法 ,给特留份以应有位置 ,这也是与婚姻家庭法相配套的反对“包二奶”

我国特留份制度之建构研究——基于比较法视角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重要措施,我国《继承法》未作规定,应当在修订《继承法》时引进该项制度,通过对被继承人强制性引导,以平衡继承利益与遗嘱自由,防止因滥用遗嘱自由而违背公序良俗,从而维护社会公益与社会公德。文章以学者制定的已有的民法典草案及继承法草案为研究对象,在比较考察域外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继承法的现状,通过分析特留份制度的理论基础,从"必留份"条文的存废问题、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特留份额的确定、扣减权的行使以及特留份权的丧失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为将来《民法典》继承编的制定尽微薄之力。

特留份制度探析

特留份是为保护被继承人的较近的血亲和配偶的利益为一定范围的法定继承人特别保留的一定份额的遗产。特留份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以“不伦遗嘱之诉”为首开始形成了一套限制家父滥用遗嘱自由权的制度,即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在其发展过程中日耳曼法对大陆法系,特别是法国法系国家特留份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已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特留份”与我国继承法中的“必要的遗产份额”相比较有其异同。我国应设立特留份制度。

必继份与特留份制度之异同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必继份制度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由于必继份制度的内容比较粗略,存在适用主体范围过于狭窄、适用标准缺乏可操作性、遗产份额标准不明确等缺陷,已无法起到限制或者制约遗嘱自由的作用。我们应当借鉴和引入特留份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法律制度。

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看《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

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次年我国成为该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确立了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与涉及儿童的所有事务,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该原则贯穿在各项立法中是我国应尽的公约义务。本文以该原则为视角,重新检视在我国继承法领域,涉及或可能涉及儿童继承权的几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如继承顺序、代位继承、特留份、归扣制度、遗嘱信托等,以此视角,肯定或否定某个观点或许更有说服力。

特留份制度初探

特留份制度是现代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我国《继承法》虽然有必要的遗产继承份额制度,但存在不足之处。从我国的现实需要来看,应建立特留份制度以完善我国的继承制度。

关于设立我国特留份制度之立法构想

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及其继承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和保护,我国《继承法》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和胎儿进行了特殊保护,规定了必继份制度,但该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影响立法意图的实现。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引入特留份制度,并根据我国国情加以改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遗产特留份制度。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国外特留份制度的立法考察及比较

特留份是指法律规定的遗嘱人不得以遗嘱的方式处分的,由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作为对遗嘱自由的限制,特留份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继承法中都有规定,是遗嘱继承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研究各国特留份制度立法,可为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

论遗嘱自由之限制

由于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限制设置的混乱和不理性,导致司法判例的混乱,从而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现行继承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评析,指出了我国立法方面的不足,认为应废除继承法第19条"必要遗产份额"的规定,增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特留份",借以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遗嘱特留份制度再思考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现行《继承法》中规定的必留份制度已难以规范滥用遗嘱行为,皆推崇以国外成熟的特留份制度作为我国遗嘱继承的主要方式。但是,在评价特留份制度与我国《继承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上,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民情等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特留份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取舍,不能盲目遵从国际的流行趋势。

遗嘱的自由与限制——论特留份制度

自由与秩序都是法所追求的价值 ,自由成为现代私法发展的动力 ,而秩序则成为法所追求的目标。大量新案例的出现 ,使我们的继承法不得不重新面对自由与秩序的冲突与平衡。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不断受到遗嘱自由的冲击 ,我们如何在遗嘱自由与社会秩序中选择 ?我们如何去借鉴和移植国外的特留份制度 ?

浅析我国继承法之遗嘱自由

遗嘱自由作为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原本无可厚非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各种价值观、伦理观激烈冲撞 ,在尚未形成稳定的体系之前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现。为此 ,该种理所当然的“自由”必须受到适当的限制。本文从遗嘱自由限制的历史起源 ,各国立法状况及对我国现行继承法缺陷的分析入手 ,阐述了遗嘱继承中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特留份制度构建范式的新思考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而且从立法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 和其他近亲属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成为当今各国继承立法的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特留份制度 仍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迫切需要加以完善。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有关特留份制度的先进立法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继承法中特留份制度的新范式。

如何构建民法典继承编中的特留份制度--在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之间摇摆不定的制度走向

中国正在制定民法典,而如何确定继承法中的特留份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当今我国的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呈现出对立的态势,这不仅影响特留份制度的创设,而且会左右继承法的核心框架。本文旨在通过综合分析我国传统及学说,从比较法的视角探寻特留份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继承编遗嘱规定浅析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中规定了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和公证遗嘱,这六种遗嘱都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如果遗嘱不符合规定的形式要件将无效。遗嘱自由,并不表示遗嘱人不受限制,特留份制度,就要求遗嘱人必须为他的特定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份额。虽然我国没有关于共同遗嘱的规定,但是遗嘱人可以订立共同遗嘱,审查共同遗嘱应该根据其形式要件,认定其是否符合《民法典》六种遗嘱的要求,进而来进一步确认其效力。

《民法典》必留份适用范围和资格精确化的体系进路

《民法典》第1159条第2分句将必留份制度扩张至法定继承和民事执行法,同时《民法典》第1131条遗产酌给请求权降低了《继承法》第14条的实质标准,在法定继承范围内,必留份制度扩张的法律效果是引起了法典体系的不协调,实际上架空了第1131条。因此,有必要放弃第1159条第2分句,让遗产酌给请求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让必留份制度回归遗嘱继承、遗赠领域,在遗产处理时将必留份制度中“必要的遗产”与《民事诉讼法》第251条之“生活必需品”作统一解释。为防止必留份制度重新被改造成特留份制度,应建立《民法典》第1141条必留份制度与婚姻家庭法上法定扶养义务的体系关联,必留份权利人的资格应结合法定扶养义务进行次序安排。

完善法定继承制度三题

完善法定继承制度是继承法修订的一项基本任务。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应考虑血缘关系及婚姻关系、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经济和情感上的联系、最大限度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等因素。考虑到我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现实需要,修法时可将现行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作适当调整并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四亲等内的亲属。对于现行法规定的继承顺序可予以保留,将扩大后的法定继承人列为第三顺序。配偶可固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代位继承应采固有权说。第三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亲等近者优先。法定继承不仅为遗嘱继承的补充,也为对遗嘱继承的限制。修法时应以特留份制度取代必留份制度,以特留份限制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