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研究

南海作为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备受国际关注,随着蓝色海洋和经济转型的不断发展,南海海洋环境保护问题频发。文章在阐释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南海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通过海洋污染、海洋保护区的国内外法律规制方面展开讨论南海现存的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现状,从国际、国内双视角分析现存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问题,主张在国际上实现区域协同合作、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在国内建立环境保护专门性机构、加强具体法律规制以及协调划分职权范围等方面探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路径,促进南海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实现海洋蓝色经济高质量转型。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方经济权利研究

地方经济权利理论在长期的区域发展中落后于实践。地方经济权利以权利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论依托,关注的是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利益。地方经济权利在宪法和经济法部门中均有其合法的理论来源。经济法部门中的权利有双层架构,而地方经济权利应隶属于经济权利的第二层。地方经济权利以发展权、竞争权、补偿权为主要内容。最后,地方经济权利的实现则需要借助规范性的区域法制体系及专门性的区域协调机构为制度保障,实现经济权利的进一步完善与丰富。

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的示范法路径:以合同法为例

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构建统一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及规则的衔接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在践行法律衔接的过程中,除了灵活使用冲突法规则、加强跨境司法合作等方式外,通过起草示范法来推进不同法域间民商事规则的趋同对国家区域法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本文以合同法领域为例,通过梳理、比较及归纳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中的“同类项”,探索通过示范法路径实现琴澳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可能性。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意指调整不同国家间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规章、机制与制度的总和,它以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法律渊源,以WIPO、WTO等主要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而利于特定主体创新及其利益的实现。其发展历经130余年,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是西方主导下的制度,存在种种不足。特别是1980年之后,美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重知识产权保护之运动,突出国际保护而忽视技术转让和分享,妨碍了技术落后国家的模仿创新之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得到了WIPO等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结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借助“一带一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完善该制度作出贡献,进而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甘肃新疆两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对其进行法律保护具有紧迫性。甘肃、新疆两省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力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保护实施和生产性、整体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领导重视、制度健全、根基牢固,将非遗保护融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以非遗特色村镇和特色街区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所在。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有赖于强大的转移转化平台和健全的法治保障体系。秦创原作为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总源头和总平台,是打破科技优势与经济发展转化“堵点”的关键之举,是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创新实践。采用社会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为背景,全面阐释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实地调研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现状和法治保障需求,总结评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治保障体系现存不足,进而提出从立法、行政、司法、仲裁调解、行业自律与自治层面入手,构建“立法科学、政策完备、行政执法有力、司法全面高效、行业管制规范、社会自治有序”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治保障体系,助推高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和区域科技创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现实藩篱与优化重构

法治对边境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我国现行边境管理法律制度虽已初成体系,但尚不完善,存在立法层次较低、立法分散、某些领域立法滞后等问题,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边境管理需要,亟待优化重构。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统筹发展与安全,贯彻体系化和系统化理念,强化综合立法、创新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出台综合法规、扩容国际条约,修订冲突规范、完善配套法规等建议,以期构建位阶适当、体系协调、内容完善的边境管理法律制度,为边境安全和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半闭海视角下东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构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海海域具有明显的半闭海特征。近年来,随着东海沿岸的开发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海洋污染程度逐渐加重,污染治理难度加大,生态系统破坏不断加剧。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方式因其局限性,对于推动东海海洋环境保护效果有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全球性公约以及半闭海区域的实践给东海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此背景下,应当从半闭海的视角和法律依据出发,在吸取其他半闭海区域海洋合作法律框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条文构建的方式,确立半闭海概念在东海区域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探讨构建包括合作界限、合作方式、制度安排、争端解决等内容的东海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法治保障路径探析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保障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法治路径,可从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要坚持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为主线,依靠现有的文化遗产法律规定,主动培育一批整体性、系统性、特色性的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以整体性保护为基本理念,落实好“文化遗产法”;二是要综合“现代治理”和“传统治理”两种治理观,执行好相关产业法则,进一步规范乡村文化产业秩序;三是要以区域协同立法为契机,创新好“文化协同法”,创设民族文化区域协同保护和长效保护新格局。

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

区域合作中的地方自主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是我国区域法律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宪法问题。从区域治理的历史变迁和区域合作协议的文本考察来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地方政府自由行使区域合作中的自主权是法律的常态,而中央政府对区域合作行使批准权则是法律的例外。而这种地方自主权主要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和中央的授权。只有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平衡的区域合作协议才需得到中央的批准,包括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可能影响中央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以及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基于合作单一制理论,中央对区域合作的充分参与是地方自主权的法律支撑。

论西藏地方法制区域性特征

法制区域性问题是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它和法制的统一性问题相辅相成。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法域国家,研究不同地区法制的区域性就成为现实的必然。西藏自治区是藏民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除民族特征外,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法制实践和立法现实奠定了西藏地区特殊法域的基础。文章着重分析西藏地方法制的区域性特征,阐释西藏民族地区法制区域性存在的现实,以期为西藏民族地方的法制建设服务。

论西部开发中的区域法治建设

西部开发法治必须先行。法律作为一种极具权威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行为规范 ,在西部开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西部开发必须重视区域法治建设。西部区域法治建设应该在法治统一的前提下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为西部开发服务为宗旨 ,坚持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同时并举 ,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思辨

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将其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都是值得商榷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系统,是有层次的,既是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又是法律选择的方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应表述为既包括"法域"也包括"法律",二者不可割裂,它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综合表征,诠释了在不同阶段立法选择权与司法选择权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也为法院提供了便利,且可以满足国际商业活动追求便利和效率的需要,因此有一定的可行性。

中国法制的新发展:从单一法制到多元法制

我国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出现的多元法制现象，标志着我国已从一个单一法制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多元法制国家。该文认为多元法制局面的出现会对我国整体法制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带来一系列区际法律问题，比如区际法律关系、区际法律冲突、区际司法协助以及区际法律的协商、协调与合作等；该文还倡导重视对区际法律问题或法律事务的研究和处理，建立全国法律协商和协调机制。

对中国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再认识

目前中国开展区际司法协助的最理想模式是各法域在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区际司法协助协议。 结合港澳基本法的规定和实践对该模式的建立与运作加以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并 使之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以使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区域法治还是区域法制?——兼与公丕祥教授讨论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忽略了法治与主权的关系,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区域的范围也难以准确划定,而且概念内涵也无法与地方法治进行有效区分。目前区域法治的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但无论是发展意义上的区域法治,还是协调意义上的区域法治,抑或是地方法治意义上的区域法治,都没有能够在法学视角下把握区域问题的本质。区域问题集中在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等三个领域,它表明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关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紊乱状态。因此,需要从中央立法、地方联合立法、区域行政和区域纠纷解决等四个方面加快区域法制建设。

制度环境、供应商关系与现金持有市场竞争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供应链竞争的现实环境,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商关系对企业现金持有市场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与供应商间关系强度的增加,企业现金持有市场竞争效应呈现递减的趋势,尤其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和非政府控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由此表明,供应商关系可以替代企业有限的财务资源,帮助企业提升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然而这种替代功能还要受到宏观地区法制环境与微观政府控股等制度因素的影响。

构建区域共同规章:区域行政立法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这对区域法制的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现行地方行政立法是一种割据式的、分片分块的立法现状,立法冲突与不协调现象严重阻碍了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构建一种紧密型的行政立法协作模式即"区域共同规章",可有效实现区域内法治的协调与统一,是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法制协调的最佳选择。

关于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出现的多元法制现象,标志着我国已从一个单一法制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多元法制国家。多元法制局面的出现带来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势必会对我国整体法制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倡导重视对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或法律事务的研究和处理,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形势特点,对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提出若干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