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法社会学概观——聚焦国家与法的理性化

本文旨在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内容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解读,以进一步揭示相关学说的主要特征和贡献。总体而言,韦伯的学术思想脉络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梳理和把握,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和文明比较、官僚制与支配类型以及经济、法律的秩序原理。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主要与后两个维度的制度条件相关,尤其聚焦法的理性化进程。借助颇有特色的“理想型”社会科学方法,韦伯对法律合理化的历史演变做了类型化考察,建立了现代西方理性法的形式架构,并着重阐述了法律形式主义存续的理由和演变过程。韦伯也从自然法和职业法律家群体中找到了形式理性法之外的非形式化和法律变革的契机。另外,韦伯对传统中国的官僚机构和法律秩序,提出了“家产官僚制”“实质争议”等很有穿透力的问题或命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拓展,以推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持续发展。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样态、成因与对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问题持续存在,体现为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办案人员了解案情受阻、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及阅卷依然被动、具结程序中值班律师在场见证形式化等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一,值班律师制度运行因可能造成程序流转降速、办案周期延长而与当前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的效率价值导向有所冲突,一些办案人员对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诉讼程序存在抵触心理。其二,控辩双方平等对话、理性协商进而达成妥协的协商性司法理念尚未在认罪认罚案件诉讼过程中真正得到贯彻,部分办案人员对于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程序中的作用和能力存在着认知误区。其三,认罪认罚案件权力主导模式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造成了宽纵影响,办案机关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规则制定和具体诉讼程序中将其利益现实化、扩大化。对此应当认识到,一方面,现阶段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依赖与制约已经构成了影响当下值班律师制度运行效果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基于此,顺应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趋向,综合考虑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环境,宜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及其相关机制的系统性建设,以解决值班律师功能虚化问题:一是,规范落实办案机关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及时性,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值班律师完整的阅卷权。二是,改革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屏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考核指标,合理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考核方法对办案人员保障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评价。三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前阶段的权力监督体系。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同时,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健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促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实现对公安司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全方位监督,由此改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整体环境。

政府主导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正当性分析

知识产权文化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需文化力量,它的中国实践是中华文明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文化创新。针对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政府主导模式,从知识产权文化的公益属性、模式选择的经济合理性、法律移植与文化调适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流行文化的异化矫正等方面论证了政府主导的正当性。

中澳反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立法比较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在反垄断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澳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立法不尽相同。澳大利亚与中国不同未设立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澳大利亚反垄断立法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而中国适应严格责任原则。澳大利亚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处罚幅度大于中国立法。中国反垄断法应坚持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及严格责任原则、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加大处罚力度并规定刑事责任。

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健全及其优化路径

我国已先后成立了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但由于知识财产的特殊性,对于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完善还需科学化、合理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是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探讨知识社会中法律的回应性特征,刻画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构模式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构所面临的新课题,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全球化、系统化,以司法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彰显等。提出了优化方案,即,从体系的顶层设立上采用"三级二审"与"三合一"及集中管辖模式、设置技术审查官以及设计专利特别诉讼程序等方面来建构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

商品零售中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调整——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稿)》之完善

滥用优势地位行为通常表现在交易中具有优势地位的一方违背正常的商业习惯和规则,设定并迫使交易对方接受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滥用优势地位不同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场所依赖所产生的交易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在法律属性上应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行为类型上,滥用优势地位包括企业对个人优势地位的滥用和个人对个人优势地位的滥用,应将未经消费者邀请的上门推销明确列入滥用优势地位之中。

诸神之争、法制型支配与正当性——韦伯合法性理论的再认识

当韦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议题进行研究后,他对当下正当性等同于合法性的陈述几乎成了我们研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出发点,不论是反对还是赞同。但是,在韦伯的合法性理论中,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存在两种意涵,一种是与价值无涉的经验陈述;一种是与价值判断相关的倾向和论证。正是在对经验现象批驳的基础上,韦伯论证了法制型支配和领袖民主相配合下作为正当性的合法性之可能条件。当我们正本清源,对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再认识,或许会产生新的启示。

竞技游泳制胜因素分析

结合现代竞技游泳项目的特点,对竞技游泳的制胜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探讨.提出竞技游泳运动的五大制胜因素:科学选材、体能、技术、心理、以及对规则变化的适应能力.并对制胜因素中存在的总合律、主导律、突前律和约束条件等四部分的本质联系进行了分析探讨.

扩权强县的法律依据、障碍与调整——以江苏省为例

宪法虽然一般支持扩权强县的改革,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实践固化了"市管县"模式,并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央部门规章、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中,把这种管理模式制度化、合法化。因此,为支持扩权强县,我们必须在层级上对全国性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作适当调整;在法律的事务上,对经济管理事务、社会管理事务等方面的规定作符合扩权强县的调整。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

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目前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现状不容乐观,存在很多问题,如对内控的认识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评价缺乏统一标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员素质不齐、重视内部控制的评价而轻视其建立过程等。因此,要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尤其注重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的观念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系统地进行风险评估、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并逐步过渡到建立统一的内部控制制度负责机构等问题的解决。

论ATM机跨行取款费上涨的法律性质——兼论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规制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有相继提高ATM机跨行取现手续费标准的经营行为。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原则禁止经营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经营者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首先要判断经营者是否处于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存在滥用行为,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滥用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垄断法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我国应不断完善有关法律规定,以使通过私人诉讼遏制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成为可能。通过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消费者利益最大化。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变迁方式简论

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即国家主导型和自然演进型。中国近代的法律制度变迁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模式。采取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方式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这一变迁方式导致了两个后果:国家悖论和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疏离。

反不正当竞争法控制模式评析

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侵蚀着市场经济的肌体,因此,世界各国均采取严格的措施调控不正当竞争行为。西方各国一般采取司法控制模式,我国则采取了以行政控制为主、司法控制为辅的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其特征和利弊。除了这两种模式外,在当今“小政府、大社会”的氛围中,另辟蹊径社会中介组织控制模式亦是完善竞争控制模式的良策。因而我国不妨采取以司法控制为主、行政控制和社会中介组织控制为辅的综合控制模式。

劳动者主体地位新论——以法学分析为视角

当今时代,劳动者主体地位面临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三重挑战,应该从宪法学的角度出发,对劳动者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资本、权力、劳动者三者的相关性中定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法治化路径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供电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使得供电企业拥有了市场支配地位,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以及监管体制的不尽完善又使得供电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时有发生。供电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也阻碍了电力市场的有效竞争。为了维护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力市场的有效竞争,必须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强化监管体制。

我国体育法案部门对口起草模式的缺陷及优化策略

我国传统的体育法案起草模式是部门对口起草模式,该模式有它的优越性,即具备专业立法技术,法案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便于执法与实施。但该模式也有一定的风险,最主要的就是“部门利益倾向”风险。为整合传统的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又防范或降低其“部门利益倾向”风险,我国体育法案起草模式应建立如下优化措施:体育法律以及地方性法规应建立人大主导起草模式,体育行政法规以及规章应建立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导起草的模式,同时在以上模式中嵌入部门协调机制、法案的公开征求意见机制以及专家论证机制。如此实现我国体育法案起草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视角下的信用评级机构责任研究——兼论不确定性立法下的兜底条文重构

信用是金融市场的基础,信用评级机构历经百年已然成为准监管机构,然而权责的严重不对称使得评级机构通过评级行为损害市场的现象屡屡发生。作为商事领域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与其占据支配地位互为因果,仅通过传统侵权责任理论规则过分流于表面之发行人付费模式,却未能反映深层次的整个金融市场投资者对于信用评级的消费和依赖,而运用反垄断法的部门法工具可以较为完整地覆盖其法律责任,使之权责一致。另一方面,透过以评级行业为视角的责任研究,亦可反向构建约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兜底条款,使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模糊化立法处理既能价值有涉,亦能安定可预期,对反垄断法的研究亦有助力。

推行职工持股计划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实行内部职工持股,是国有企业实行多元化的新探索。国有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是实现资本优化、重组和扩张以及企业收入再分配、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环节。但同时,在我国推行内部职工持股,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也引起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本文从产权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对如何看待内部职工持股问题如何评价内部职工持股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解决因内部职工持股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作一一探讨。

高校诊所法律课程中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机制

实现诊所法律课程的真正本土化必然要求学生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的有效发挥,必然要求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择优的学生选拔机制、在自主的模式下建立创新的教学互动机制、在公正的目标下建立长效的课程考核机制以及在务实的理念下建立权利与责任相结合的法律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