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试论姜兆锡的《丧服》诠释

清代的《丧服》诠释处于一个鼎盛发展阶段,部分“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服制诠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用,姜兆锡《仪礼经传外编》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其在诠释体例的选择上,兼具纂集体和图解体的双重特点。诠释按语部分,姜兆锡透过加附个性化的诠释按语,发覆《仪礼·丧服》篇礼经的行文礼例,揭示不同来源的服制礼文之间的关联性,诠释礼文的确切含义,纠正礼文传播中产生的各类讹误,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受《仪礼经传通解》和《仪礼经传通解续》的影响,姜兆锡还特别重视对《仪礼·丧服》篇经文进行补服和图解之类的工作,扩大了诠释的现实功用,对康乾时期的礼制文化重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红学的晚清形态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明清文人书斋空间诗意建构解析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文人书斋在园林建造兴盛的发展中进入鼎盛时期。通过对书斋文化历史沿革梳理,阐述其建筑形态在士大夫阶层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剖析其空间文化意蕴。明清文人书斋对空间类型、布局建构、长物陈设的设计思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重构现代书斋文化的美学精髓,具有传承与借鉴价值。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中动物纹样的比较探析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是清代艺术与工艺的集大成者,两者处在相同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动物纹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相似处。文章通过文献查阅法及对比研究法分析动物纹样在两者的异同,通过对两者的题材、色彩、布局、造型等进行分析,找出动物纹样在不同艺术上的差异及其共通性。研究表明: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在选取题材的风格和寓意上相似,在色彩运用上运用五行色的配色亦遵循传统的配色口诀一色为主、巧用补色、以色助色,在纹样布局上遵循中式对称之美及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但两者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在造型上因器制宜、因地布纹,在工艺上因材施艺、因材敷彩,因此在纹样的呈现上有所不同。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清代刑事法律渊源

由于没有受到法源理论的指导,既有清代刑事法律渊源研究不仅无法统一各种法律渊源的分类和内容,也无法很好地指明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法源理论视角下,清代刑事法律渊源问题研究应在法的适用立场下进行,去寻找那些为案件审判能够提供规范性依据的那些法的创制(规范)行为或事实,并弄清楚裁判依据范围有多大,不同法律渊源适用的层级或顺序为何。法源理论下,法律渊源分为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清代刑事法律渊源中属于效力渊源的有律文和例文,属于认知渊源的有刑部通行、司法成案和秋审中的“实体性”规范以及被比附加减的律例。

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的特征

清康熙二十三年实施开海贸易之后,为了管理在广州十三行开展的中西贸易,清政府以粤海关职权与职责为内容创设了海关管理法律制度,通过设定十三行行商的权利与义务构建了行商管理法律制度,围绕外商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了外来人员管理法律制度,在法制运行中形成了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体系。从法律渊源的维度审视,国家制定法奠定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规范基础,单行规章设定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重点规范,商事习惯法则是广州中西贸易管理规范的必要补充。出于适应新型广州中西贸易的管理需要,加之受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影响,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近代性的特质,但从设立意旨、制度理念以及具体规范方面进行考察,其本质仍未脱离封建法制的窠臼。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清代扬州木刻年画与其他地区木刻年画之比较

扬州在明清时是重要的运河经济文化枢纽,其雕版印刷技艺也闻名全国。清代以来,扬州的雕版印刷发展至鼎盛时期,这期间扬州的木刻版画品类丰富,极具艺术价值,其中木刻年画虽产量不高,但因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与著名的苏州桃花坞、湖南滩头、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区年画相比较,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的题材及表现形式。

清代贵州诗人章永康行迹考

章永康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一位贵州诗人,少年聪颖,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二岁时,与丁宝桢、傅寿彤、王作孚等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章永康能文,尤工诗词,其作品颇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所称许。他年仅三十三岁便离世,手稿大部分遗失,行迹亦多有难以考订之处。笔者遂从其所存诗文及相关评述加以爬梳,对其创作情况和平生行迹作考。

明清河南方言“维”组字声母考

古止摄合口三等以母字“维惟唯”等照例应该归于零声母,但是在河南大多数方言中却读同微母[v]。文章借助明清河南韵书、韵图等材料爬梳了这组字的读音,发现“维惟唯”等字被记作独立连声小韵或与微母字同小韵不绝于书。联系这组字在《中原音韵》已读微母,推断它们在河南方言读入微母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