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萌芽——以1927年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纽约与上海市法律服务业集群比较研究

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绝大多数聚焦在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集群的研究尚不多见,更未见对法律服务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运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分析了纽约市法律服务业集群的现状、特征、空间布局及形成机理;并根据对上海法律业实地调研结果及统计数据、上海市发展战略及区位优势,分析了上海法律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法律服务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推进法律服务业初始集群形成的对策建议。

上海近代法制若干问题研究

上海近代法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法制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起点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而不是从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改革才起步。它的租界法制是中国近代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法制,前后延续百年时间,为其他近代区域法制所不可比拟。它支撑并促进了上海近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助力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与“东方的纽约”。它可研究的内容有很多,其中包括:近代上海“一地三域”与“一地三制”的形成;上海租界先于上海华界建立起近代法制,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法制;上海华界与租界都在上海城区,它们的法制还颇有互动;上海近代法制对中国法制近代化和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都产生过影响;上海近代法制对今天上海区域法治建设仍有借鉴作用,等等。当前,上海近代法制的研究方兴未艾,还有更多领域等待着开发与探索。

政治联系、涉案行为与审计意见——基于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实证研究

选择上海社保基金案为研究对象,根据2004~2008年年末注册地为上海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临时公告和纸质新闻媒体报道资料,手工搜集了关键高管（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政治联系数据和公司涉案与否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涉案行为与政治联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涉案行为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之前、期间和之后对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显著地更可能涉案,且在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的2006年,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更高;但若以2006年为基准,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之前的2004~2005年、之后的2007~2008年,涉案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更低。

论负面清单时代中国投资管理体制转型的法治对策

在当今世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潮流之下,中国投资管理体制向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特征的新体制转型有其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动因。通过对上海自贸区法治实践的研究、分析和总结,未来中国投资管理体制转型的法治对策包括:转型需借鉴国际经验、坚持国家立法并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完善监管顶层设计、创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升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

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法律业务

民国时期的上海本土律师主要通过发布广告,开展交际活动,依靠掮客这三个途径来获得他们的法律业务。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律师还有不少偏见,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政治局势下,律师的活动仍然要受到种种牵制,但在经过改革形成的新的法律制度中,他们的工作仍然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上海自贸区政策创新与法律保障研究

政策创新与法律体系构建是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必备基础。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创新包括:创新自贸区的监管模式;创新自贸区的国际贸易运作方式;创新合理优化的投资环境;创新金融业务与外汇政策措施;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创新行政法规改革运行。上海自贸区的法律保障应当遵循:坚持立法自由原则;坚持立法突破原则;坚持立法统一性与差异性原则;坚持立法的国际化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准入规章制度;构建税收优惠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构建合理的投资与融资法律体系;构建区内外人员跨境自由流通的法律体系。

民国律师的养成与律师制度的局限——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例

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律师人数最多的城市,多数法学院校也倾向于培养律师,不仅专门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在办学过程中也为学生成功取得律师资格提供诸多方便。此外,校方也善于利用免试取得律师证书的规定,通过篡改成绩和刻意提高分数的方式帮助其毕业生获得律师资格。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应当归结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监督法学院办学过程中的措施失当律师准入制度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却变相给予了学校进一步操作的空间,毕业文凭与免试取得律师证书成为各校新的资本,学校、教员和学生在法律教育的过程中达成了教育目标上的默契。

律师保密义务的经济学探析——海派经济学的法学观点

本文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试图以经济学方法探讨律师保密义务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的效率问题,从而分析这项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文章通过对两者涉及的各相关主体进行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行为分析,发现流行的律师保密义务理论和措施无法在较低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支出水平上实现司法收益的最大化,即这项制度导致了司法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法制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立后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随之形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法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大城市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法制。这一法制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应当弘扬人民民主法制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今天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增添有价值的资源。

上海社会工作机构的实践与探索分析

上海社会工作机构已逐渐发展起来,并已形成不同的类型,它与政府和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目前,这些机构普遍存在着与行政体制雷同、经费紧张、身份认同差、与社会有关部门关系复杂、对政府政策实施不具体等问题,尚需改进。

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银行法制建设 ,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交涉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既维护了银行业的合法权益 ,也为政府金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由于在法制建设上依据的标准和原则不同 ,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的意见与建议 ,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冲突与矛盾 。

中国改革深水区的法律试验新难题和基本思路——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体系构建为主线

上海自贸区的法制环境建设是改革试验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已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此次制度创新的力度和尺度之大、难度之高,使得相应的这场法律试验面临极大的挑战。它在立法框架上的基本立场,是转向和接轨于国际标准规则的新多边主义;在执法体制上,期望通过简政放权而取得新政治体制的突破;在救济体系上,虽然相应司法机构的安排只能是"框架内的微调",但其拥有更多的法之外权衡空间,以及一系列多元性的处置原则和通道。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从"法律试验"到"制度转型"的进化,且不能忽视制度构建的微观视角,要充分考量改革后执法监管体制的可复制,以及法外之地的专业多元解纷机制。

近代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研究——以城市规划法为主要视角

上海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其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法制的现代化。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建立起了现代的城市法规体系,具有现代的法规结构以及法制语言。内在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确保了城市规划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保护了各利益集团表达观点的机会。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完善上海自贸区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的思考

平行进口汽车试点是上海自贸区的亮点之一。该试点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购车选择,并助力于打破因"总经销商模式"而导致的进口车市场垄断。试点以来,尽管上海自贸区已有平行进口车的具体实践,但其规模却仍有待提高。它的市场关注度和实际购买量也不如预期。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与平行进口汽车在知识产权、车辆3C认证与商检、海关通关、消费者保护以及竞争法规制等方面尚存在模糊因素有关。有鉴于此,欲完善并推广自贸区的平行进口汽车制度,需考虑在法律制度层面采取下列措施,具体包括"完善平行进口汽车的顶层法律设计"、"进一步推进海关贸易便利化措施"、"优化平行进口车辆质量认证和商检制度"、"构建自贸区平行进口车辆保税留购制度"、"强化平行进口车辆消费者保护体系"、"落实平行进口车竞争法规制机制"和"给予平行进口车在知识产权方面以明确认可"等。需指出的是,平行进口汽车制度的妥善运行离不开跨部门的统筹合作与多重措施的并举。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良好的国家政策转化并落实到实践之中。值得展望的是,平行进口汽车的试点一旦成熟,相关制度还有推广至其它平行进口商品的潜力。

试论WTO背景下的上海文化法治建设

上海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反映在法律层面的突出问题是:国外文化产品大量涌入,多元文化汇聚要求文化建设法治化,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亟待探索。建议抓紧文化产业发展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变政府运用权力“办文化”为政府依据法律“管文化”;高起点培养懂法律的高层次文化管理人才;尽快切实解决文化人不守法的问题。

论创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环境——纪念上海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能否真正形成,主要取决于优越的法律环境亦即软环境;只用钱对硬环境作再大的投入也是打造不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证券报》3月23日发表的江翔宇先生的文章——《上海该怎么跨过金融法治环境这道坎》,所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国家和上海发展中所面临的一道难题。拙文提出的破解对策是:将未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辟为法律特区。如这个对策得以采行,未来的上海不仅在国内开先例,而且在世界成创举。

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辨正

当前中国邮轮旅游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调整,厘清邮轮旅游涉及的法律关系对于相应的纠纷解决具有基础性意义。《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作为中国邮轮旅游行业首个政府规范性文件,创设性地对邮轮旅游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梳理与界定,总体上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立法范式。中国邮轮旅游三方法律关系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交通部门和旅游部门双重管理模式的限制。旅行社、邮轮公司、旅游者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应的合同基础分别是邮轮旅游合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以及邮轮船票销售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是中国邮轮旅游法律制度完善的理想途径,应当妥善借鉴《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的立法模式,构建相对完整的邮轮旅游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