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路径转变及现代启示

法、术、势是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法、术、势三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标志着一种有别于“礼治”的新型“法治”治国模式的生成,体现着古代君主治国方式从阴谋到阳谋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法从秘密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迈向公开的“布之于百姓”;术从驾驭群臣的诡诈手段变为选任考核官员的公开之举;势从非人力所控的“自然之势”转向“抱法处势”的“人设之势”。法家法、术、势思想构建起一种公开透明的“阳谋”治理方式,为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文化传承与价值支撑。

法家弱民思想本义及其管理学意蕴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企业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将其深植于厚重的社会文化根基之中。然而,由于偏离发展轨道、非理性否定和独立性丧失等原因,对传统文化的误读现象广泛存在。本文强调了理论创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对解决当代经济管理问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经济管理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揭示了在现代汉语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认知体系上的古今异义现象。此外,还探讨了法家思想在经济与管理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并强调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进行问题分析和提出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最后,对法家思想中的“弱民”概念进行了字源分析,归纳了“弱民思想”的整体视角内涵,并探索了其在管理学中的意义。

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研究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其“形式”以“评论”为主,虽然唐代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不多,但两宋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却很多。在政治层面,唐代官方并不提倡韩非之学,宋代官方对韩非的态度较为模糊,但是两宋学者评论韩非受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影响,大有影射王安石之意,后来直接将王安石与申韩一起并入异端邪说名录。在价值取向层面,儒家本位意识突出,特别是儒家道统观念流行以后,“门户之见”成为评判韩非的前提预设。在主要命题层面,除去沿袭《史记》对韩非生平事迹、学术宗旨的评价外,基本是在评论历代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附带提及韩非,将其作为评判历史问题的负面价值评判标尺。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论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内在逻辑

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二是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任、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则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家治乱和地方民情等信息的流通渠道。常规支配重在“规范”,强调法令制度的“稳定性”,侧重于“治事”;重点支配则重在“防范”,强调权力运作的“灵活性”,侧重于“治人”。在常规支配和重点支配之间,作为理想执政者的明主随时转换角色,既通过治理官僚以高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维护绝对的政治秩序。“明主→治官治民→至安之世”是内含于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重要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思维范式。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理论构造与现代省思

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论包含法属性论、法运行论以及法价值论三个部分。在“法”的属性定位上,法家认为“法”作为一种以赏罚为内容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成文规范,有助于强化君权,调动民力,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因而是君主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在“法”的运行层面,法家设计了“君—吏—民”以及“君—吏”两条法治运行路径,试图将包括君主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之中,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理性化运作。在“法”的价值层面,法家着力阐述了“法”应具备的内在品格,包括法的公开性与可理解性、稳定性与内在统一性、社会适应性以及普遍性与权威性,认为这是法治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法家法治理论对当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价值,但要实现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对接,还须经过三方面的重构与转化:君主中心主义的民主化转向,法律工具主义的主体性升格以及法律价值属性的现代性改造。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一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论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政治内容及其对治国理政的影响

法是治国的纲领,是强国之本;术是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官吏和驾驭群臣的深藏不露的策略,是推行法治的手段;势是君主的权势和政权,是推行法治和术治的凭借。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形成了韩非子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法家理论。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政治内容是君主专制和极权,这主要体现在法由君主独立,术由君主独擅和势由君主独专等三个方面,这也是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核心。韩非子法术势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亦为后世帝王的专制和极权政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产生出了极大的政治弊端,对当今治国理政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先秦法家功利思想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进

传统中国以术驭法而非以法抑术的政治实践,凸显了法家思想法与术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为何术能够替代法成为法家思想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何法的治理主张和精神未获承继,而势最终变成了君主专制之势而并非法治之势?实际上,先秦法家思想存在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两种不同取向,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厘清这两种取向及其结构性矛盾发展的脉络,进而解构其法、术、势的阐述,不失为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强调道的客观确定性,认为应以规范促进共同利益,主张公共利益优先,强调君臣共治、法治为主,因此,势即法之势。而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则利用道的主观玄虚性,基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逻辑,主张君主利益优先,强调君主独裁和术治为主。这时,势就成为君主之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的功利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基本逻辑上体现着两种取向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竭力融合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化解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成了其思想在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在君主至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中,韩非以道的主观玄虚性吸纳其客观确定性,实际上使得君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从而使得君主利益处于优先地位。这就为法家侧重君主利益的论证与儒家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说融通苟合,进而为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性本恶”。其思想内容有 :人的需要是推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力 ,是管理的出发点 ;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 ,人们会违背礼仪和伦常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而对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和唯一目的 ;人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 ,管理者如何倡导是关键。法家将法、术、势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形成了法家独有领导心理思想 ,并认为只有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 ,才可能成为理想的管理者“

《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绪与改铸

先秦法家思想对于《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上。秉持圣王中心的历史观念,《淮南子》对于法家的君道观念多有承绪,并引用道家、儒家思想资源进行了修正。但总体而言,《淮南子》的这个努力依违于法、道、儒之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浅谈法家、道家、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在分析加强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并概括法家、道家、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将这些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以提高管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