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ecting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is complicated system engineering.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finance, lacking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That not only increases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leads to the in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scope. Moreover,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acks market mechanism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se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calculate offsets. This paper takes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economy,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prov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少数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地方立法研究(一)——必要性与可行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特质传承的载体,也是开发文旅产业的宝贵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制度指引,而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困难、少数民族非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进行开发利用的期望则彰显了在国家非遗法框架下以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推进非遗工作的必然性。这样的立法具有上位法的制度空间、也有大量先行实践的立法先例、更有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优化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边疆民族地区,该地的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有待加强、师资力量有待加强,教学方式具有单一性。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必须以加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以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以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为关键,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功能性,进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政策支持对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野三关镇136份返乡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对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对政府总体支持力度的满意度越大,其返乡创业的意愿就越强烈.具体到每项政策,"对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的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对技能培训的满意度"次之.此外,"婚否"、"文化程度"、"风险态度"、"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经商或者公务员"、"兄弟姐妹数"、"是否曾担任管理岗位"等个体特征因素和"对当地创业文化满意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

2020年后民族地区持续性减贫路在何方?——基于湖北省恩施州精准脱贫的现状分析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时间节点。从时间维度来看,尽管我国将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既定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贫困的终结,相反我国将迎来一场持续的减贫任务。后小康社会的贫困将表现出不同的贫困视野和发展逻辑,减贫工作需要具有新思维、注入新内涵、探索新模式、设计新路径。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结合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领域的现实问题,探讨2020年后减贫路径的走向及预期问题,以期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制定新时代转型背景下的减贫战略,夯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桂黔湘边区民族自治县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探析——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在阐述民族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其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其在区位、资源、市场和主观因素上的优势条件进行描述,以确定发展民族生态旅游,建立民族生态旅游强县的对策,从而探讨省际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行使研究——以云南8个自治州为例(1984～2017)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实现民族地方的和谐治理,保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路径。从概念来看,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具有民族性和自治性这双重要义。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运行过程当中,是否考虑到民族性和自治性,是衡量其立法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从改革开放40年实践来看,通过对云南8个自治州的立法实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地运用其立法权,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已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存在民族性和自治性体现不足等问题,需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制度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有效行使。

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民族教育立法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之一,对发展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宪法和法律法规非常重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事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立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加强民族教育立法是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保障,也是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刑事诉讼法在民族地区实施中的立法变通——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刑事法律在民族地区有时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践行。综合看来,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实施往往有强势推进、政策导引、法律变通三种模式,而在法治社会背景下法律变通实乃理性的选择。事实证明,刑事诉讼法在民族地区的立法变通既有其法律根据,也有其客观依据。据此,经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实施后,为在民族地区得以有效实施,应在坚持法制统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原则下,对其相关条款进行立法变通。

四川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保护策略

一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开展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国家、省、市(州)、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后申报时期",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应力争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资源与优势资源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态化、产业化、多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策略和制度支撑。

贵州省铜仁地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状况调查

通过对贵州省铜仁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状况、专业思想稳定性、教育观念和专业成长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发现:第一语言不同的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各有难题;民族地区教学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教学资源带有社区特点;教师专业思想不够稳固,教育观念有待调整;教师受培训机会少、层次低、内容和形式较单一;教师角色多重化,对其综合性要求较高。

《大瑶山团结公约》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大瑶山团结公约》是建国初期金秀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得到中央认可的新石牌,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性质,是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立法的起点和成功典范,对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立法路径探索——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人命钱”“眼泪钱”和“洗礼钱”导入

我国现行立法排斥刑事精神损害赔偿,而在许多民族地区,民间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却客观地存在,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人命钱""眼泪钱"和"洗礼钱"等。我国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本身就有许多弊端,而在民族地区,由于与一些民族习惯法相悖,这些弊端更显突出。因此,应结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探索民族自治地区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路径。

“一主二辅”: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基本模式

本文首先归纳了公共服务供给中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第三部门失灵的表现形式,指出公共服务供给应实现主体多元化。在分析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状况后,提出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基本模式: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为辅助,最后对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实施这一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地方立法研究

边疆地区突发事件表现形态复杂、孕育爆发隐蔽、单一突发事件容易衍生为社会安全事件或政治事件、具有国际性和跨境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不足主要在于应对组织体系不健全,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不协调,缺乏单行法和上位法的衔接,应急预案要求不明确而事前准备工作缺乏保障性措施。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应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协调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依法处置突发事件。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有关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五个重要问题,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涵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性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自治法规制定主体的系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点选择。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体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一种治国活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原创立法与地方立法、一般立法与特殊立法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只能在本辖区内有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以自治法规的制定权,实行经济立法和文化立法并重,既是民族自治地方完善立法体制的需要,也是民族自治地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途径探讨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既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又是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重要保障。这个保障首要的内容,包括民族立法通过有效变通的过程和有效变通的环节,保障法律变通的实现。变通途径实现了,就为法律实现开辟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途径,从广义上说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对上位法有权制定、批准制定、监督制定变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的途径,其内容涵盖有权制定、批准制定、监督制定变通的机关、种类、范围、程序、原则等。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发展的基本原则

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生态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这些特殊的规律性就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发展的原则,主要有:巩固和发展民族关系原则,依法自治原则,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统一原则。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