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地方立法研究(一)——必要性与可行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特质传承的载体,也是开发文旅产业的宝贵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制度指引,而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困难、少数民族非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对非遗进行开发利用的期望则彰显了在国家非遗法框架下以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推进非遗工作的必然性。这样的立法具有上位法的制度空间、也有大量先行实践的立法先例、更有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论监察全覆盖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

监察全覆盖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权力运行法治化、权力运行常态化有效监督、各民族一律平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权责统一等基本原则。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自治机关权力运行存在法律规范不够健全,自治机关缺乏资源汲取、整合能力和治理创新活力,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等。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完善的自治法律规范为法治保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积极构建特色权力监督体系,优化完善自治机关权力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行使研究——以云南8个自治州为例(1984～2017)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实现民族地方的和谐治理,保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路径。从概念来看,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具有民族性和自治性这双重要义。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运行过程当中,是否考虑到民族性和自治性,是衡量其立法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从改革开放40年实践来看,通过对云南8个自治州的立法实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地运用其立法权,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已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存在民族性和自治性体现不足等问题,需要不断完善民族区域制度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有效行使。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功能、限度及价值取向

自治权是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超过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特殊权力,从而形成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利益的保护兼顾,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偏重于自治民族的设置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统一与自治"而不是"集权与分权",才是自治权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治权的配置和行使以不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为基本前提。权利和义务是矛盾的统一体,缺乏义务约束的自治权,会助长民族意识,消解国家认同。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使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分享国家权力,能够超越自治的边界,加强国家认同,进而上升到对多民族国家的共治范畴,更有利于国家认同和国族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民族教育立法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之一,对发展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宪法和法律法规非常重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事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立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加强民族教育立法是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保障,也是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大瑶山团结公约》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大瑶山团结公约》是建国初期金秀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得到中央认可的新石牌,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性质,是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立法的起点和成功典范,对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立法权比较:民族自治地方与特别行政区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已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自治制度,践行这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与祖国统一。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都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特殊地区的特殊情况而进行的政治制度创新,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又有着许多不同,尤其表现在立法权的性质、权限以及范围等诸多权力划分问题上,在理论上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途径探讨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既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又是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重要保障。这个保障首要的内容,包括民族立法通过有效变通的过程和有效变通的环节,保障法律变通的实现。变通途径实现了,就为法律实现开辟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途径,从广义上说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对上位法有权制定、批准制定、监督制定变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的途径,其内容涵盖有权制定、批准制定、监督制定变通的机关、种类、范围、程序、原则等。

关于自治条例若干问题的探讨

自治条例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法规 ,它与一般性地方立法在制定机关、制定的权限范围以及制定程序上有较大区别 ;自治条例的立法范围一般是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规定的应由民族自治地方管理的地方民族事务 ;自治条例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一定的立法变通权 。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改革路径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最终需要沿线国家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配合。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宪法以及相关法律中规定的民族自治地区能够在综合考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对一些特定法律规定进行立法变通的权力。对于民族自治地区而言,立法变通权是宪法所赋予的一种特殊权力,该权力的赋予为民族区域实现自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支撑。当下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的形式和实质分离、可操作性缺失、公民参与度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机制落后是立法变通权改革最紧迫的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族自治地方,在新时代必须自觉地改革已有的不合时宜的法规,提升投资、贸易的法治环境。

生物多样性与民族地区立法的民族性及区域性——基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禁止“琵琶鬼”规定的分析

2020年修订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保留了禁止诽谤他人为“琵琶鬼”的规定。这一条独特的立法有其深厚的自然、人文、社会背景和原因。具有特定地域色彩的“琵琶鬼”现象被立法者捕捉到,并及时纳入当地立法调整的范围,表明适应民族性和区域性的规定正是民族地方立法最具存在价值的部分,也最能发挥管理功效。民族立法应深入考察人与自然的规律,不断提高质量,以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万物共生的家园。

少数民族环境习惯对地方环境刑事立法的启示

壮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极具地域性、民族性、生态性的环境习惯。少数民族环境习惯在制裁方式、价值取向和保护法益方面与环境刑法具有一致性,在犯罪和刑事责任方面与环境刑法存在一定冲突。二者的冲突为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变通立法提供前提和理由,二者的契合则提供可融合的资源和智识。民族地方环境刑事立法应遵循创新性、综合性等原则,对某些危害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可采取犯罪化、部分犯罪化或者轻罪化的变通进路,构建宽严相济的民族地区量刑情节体系,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珍贵动植物名录。民族环境刑事变通立法,对于充分激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切实发挥少数民族环境习惯的生态环境治理作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司法变通的合理性论证

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享有法律变通权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一命题是以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立法权的话语霸权的结果。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应当享有变通法律的权力,以交往行动理性为核心的法律商谈理论为民族自治地方司法机关享有法律变通权提供了合理性说明。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主权的统一,我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国策。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正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响应基本国策而规定的。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对于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重要意义,分析其现状,然后指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进路——以广西12个民族自治县为例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集中体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的同一性,直观呈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互相贯通融合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充分彰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以及切实保障制度优势在民族地区转化为治理效能。广西12个民族自治县立法是民族地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具体表现为自治条例制定及修订实现全覆盖、单行条例凸显民族特色、深化立法“直通车”作用、建立立法跨区域协同机制等方面。民族自治县在立法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进路主要包括推进“小切口”立法、强化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加强对自治条例合宪性合法性审查、注重对单行条例立法后评估监督以及搭建立法协同合作平台。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具有“一元二级多层”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意见。

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科学界分

界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关键是要科学厘定"本民族内部事务"中"本民族"一词的内涵以及"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基本内容。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目的和文本原意来看,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归属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聚居少数民族。因此,"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本民族"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聚居少数民族,"本民族内部事务"就是聚居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自治立法权的客体就是与聚居少数民族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的事项。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比较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设置模式,是一种独特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划分方式,适应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需要。将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与我国其他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特别是将五大自治区政府与其行政层级相近或者相似的"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内涵和实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除了可以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一般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外,还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共同作为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使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政府,而且不同于"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些原本也是特殊的行政权力配置。

协商民主视野的族际政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科学决策方式和民主治理模式,强调通过意见、建议的有效沟通、协调和整合达成共识,实现公共决策和立法的合法化。协商民主具有消除矛盾与冲突、增进协调与团结的价值与功能,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暗合。在民族问题治理过程中引入协商民主机制,扩大少数民族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民间规范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互动性研究

国家法与民间规范作为维护共同体秩序的一种序造规则,其在逻辑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法源基础。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吸纳民间规范参与地方立法,有利于将民间规范的内在规定性上升到国家法律的一般规定性,实现法律的逻辑秩序与社会实践秩序的一体化。而民间规范在实践逻辑上又可以为民族自治权的落实、个体人权的保障等地方立法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并为其提供价值认同、实践操作、社群保障等基础。通过民间规范漏洞补充、成本节约、规范援引等功能发挥,亦有可能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提供很好的本土资源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