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逻辑证成、功能定位与应然路径

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合理行使将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保障水平。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应用于涉台事务,是因应对台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落实的切入点以及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需要。从立法变通的授权范围、技术支持维度以及社会基础层面考察均具有充分可行性。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将发挥制度示范、规范对接以及风险规制的独特作用,为妥善解决涉台问题提供法理支持。为有效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适当拓展立法变通权的被授权主体、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确立变通性立法审查标准、借鉴粤港澳区域法治经验,是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的应然路径。

论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兼评《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

本文根据《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 ,围绕经济特区立法的几项主要制度 ,对《立法法》所确认的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我国地方立法权中一种特殊且重要的表现形式,其根本特征是立法变通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在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继续存在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各经济特区应当在法定界限内,用好用足国家赋予的变通立法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立法保障论

授权暂时调整(停止)法律适用在新片区的立法中授权主体、被授权主体、授权方式、特定事项、授权期限、调整空间、调整幅度等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也即"参照"经济特区管理,获得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新片区的立法路径有:授权暂时调整(停止)法律适用;参照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应充分利用上述立法路径。首先,利用授权暂时调整方法,将新片区总体方案规定的所有改革措施涉及法律调整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进行调整,并适时争取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获得授权。其次,请求全国人大根据新片区主体方案赋予新片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最后,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利用相关立法路径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与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条例》,作为新片区运行的"基本法"。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动力衰竭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央政府选择性试验模式下的渐进式体制变革,释放诸多发展元素的动能,有效促成了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然而,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是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的内生性因素。基于心理契约违背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的成因,表明了通过制度规引与愿景管理实现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心理契约违背的防范的必要性。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

海南享有地方立法权和特区立法权,其立法体制具有双重性。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国家政策和制度,梳理地方立法需求,坚持特区立法和地方立法并行,注重发挥法规性决议决定的作用,科学有序地推进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当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修订现有特区法规,以制度创新为指引,发挥特区立法权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挥一般地方立法权在落实中央政策和制度、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以及政府监管和涉海事务等领域的作用。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特区立法之影响

中国入世之后 ,经济特区特殊优惠政策的继续存在是否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 ,有人对此很疑惑。毫无疑问 ,中国的入世确实给经济特区立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然而 ,我们也应看到WTO非歧视性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其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及其诸多例外性的条款 ,WTO并不排斥特殊经济区的存在以及对其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安排的做法。因此 ,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及其立法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 ,只是对经济特区的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应被废除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赋予经济特区的一项立法特权。在实践中曾经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严重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加入WTO,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应当退出历史舞台。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及其实施——兼论与浦东新区法规的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条首创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这一新型地方立法,其三款分别描摹了整体制度轮廓、聚焦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变通的均衡、明确界定特殊立法范围及批准程序,三款的体系化诠释构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的基础。比较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可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全面展开的相关制度细节。当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及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与其他经济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与全国性法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6条四组基础关系的规范回应不足,这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度实施准备不足、实施背景复杂、法律界限不清晰。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但具体规则增量仍然有限。在通过立法解释、制定配套法规、修改海南立法条例、制定单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规定立法制度等方式系统回应的同时,更应正视其新型地方立法的典型样本身份,引入地方立法体制的全局性视角,探索先期方案夯实反应储备,并以此为契机助推地方立法理论发展。

中国个人破产立法之取向与趋向——兼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之价值

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立法条件等已然成熟。基于渐进式立法的惯例,率先由深圳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兼具试验和示范双重意义。在价值层面,该《条例》囊括了个人破产制度"规范个人破产程序""促进债务人的重生、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核心价值;在规范层面,该《条例》构建了"个人破产申请与受理制度""债权申报与债权人会议制度""和解与重整制度"等个人破产的制度体系雏形;在技术层面,该《条例》为其他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了范本,也标示着中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基本趋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个人破产立法迫在眉睫,但鉴于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仍属于新生事物,在具体制度设计时需要考量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此才能使制度设计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以往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宜采取渐进式立法模式。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由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其他地区紧跟其后,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另行制定统一的个人破产法。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港资银行准入法律问题探讨

金融业是前海合作区重点发展的行业,推进深港金融业的紧密合作,必须创造足够的政策优势空间,吸引更多的港资金融机构在此聚集。内地对港资银行的市场准入要求较高,应参照香港银行业准入标准,通过签订新的CEPA补充协议,并由深圳市行使经济特区立法权,适当放宽在前海设立机构的港资银行的各项准入门槛。

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论证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自身特性、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等因素使经济特区立法权不断遭受质疑,但这些质疑又都值得商榷。从理论上看,一是央地关系的纵向互动不仅催生了经济特区立法权,而且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留下了制度空间,二是地地关系的横向比较凸显了经济特区独特的区位优势,是经济特区立法权存在的正当性之"根";从法律上看,《宪法》《立法法》和特区法规等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提供了规范上的支撑,授权立法制度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从实践上看,经济特区立法权具有的促进立法完善、特区发展、国家改革发展功能,表明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尽管通过理论上、法律上和实践上的论证,我们很容易破除对经济特权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质疑,但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中央立法权,给经济特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因此这些质疑声目前并不会止息。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与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比较研究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特有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是基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职权立法。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是为了改革和发展需要,由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二者在客观依据、法律性质、立法主体、权限、范围和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

“天使投资”、示范立法与风险管控--“双区”语境下深圳特区立法的逻辑与使命

中国中央集权的宪制结构和中国内地/香港现代化间的巨大落差,是1978年以来(深圳)改革开放面临的独特政制环境。这种背景下的改革开放采用了一种"天使投资"的模式:中央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构建央地关系的差序格局和流动压差,促成举国支援深圳特区建设,深圳则以法治方式引领改革开放,回应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新的"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及授权深圳特区中央立法事权,是新的"天使投资"。深圳特区进入"双区"建设的新时期,应当勇担"粤港澳大湾区示范法"的时代使命,以法治的先行示范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特区建设的历程显示,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存在"闲置""截留""矮化""滥用"的"投资风险",应当建立期限、报告、说明、审查等机制,确保深圳特区示范立法具有"先行"的禀性和"示范"的可信度。

我国地方环境立法的良好范例——《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修正案)评析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在理念上和制度上具有较多的创新之处,确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如扩大环境监管权限制度、明确政府环境责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等等,这些都对我国环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启示,并对该条例的具体实施问题进行了分析。

经济特区立法涉及WT0规则的几个前沿问题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后的历史新时期,对我国经济特区立法涉足WT0规则的一些前沿性问题,需要加强研究。文章对经济特区立法对有关贸易事项和对WTO规则的涉足作了认识上的澄清,提出在立法上要有所作为。当前,经济特区立法还面临协调法域法律冲突这一个前沿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尝试运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优势进行协调的建议。

珠海立法二十年:成效、问题与建议

珠海立法2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不仅通过立法为改革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同时也为国家立法积累了大量经验。在肯定立法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珠海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剖析有助于改进珠海立法质量,提高珠海立法水平,并对其他经济特区立法提供经验。珠海立法存在的问题有立法公开存在遗漏、新区立法急需加强、一市两法仍存混乱。对此建议珠海今后健全人大立法公开、完善自贸新区立法、克服一市两法矛盾。

经济特区与民族自治区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经济特区立法与民族自治区立法相比较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地方立法,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促进本地区的繁荣发展。但二者在立法权的来源、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以及立法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民族自治区应当吸收和借鉴经济特区的立法经验和成果,以求为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效的法制环境。

30年来海南运用特区立法权促进改革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海南经济特区之"特",不单在于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还在于拥有特区立法权。30年来海南经济特区与时俱进的立法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海南通过立法先行先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以立法推动制度创新,为加快推进地方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遵循,也为其它特区乃至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回顾海南办经济特区30年来运用特区立法权促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实践,有助于海南在促进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用好特区立法权。

经济特区立法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优势,通过立法,进一步推进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课题。文章从经济特区立法的性质切入,通过对经济特区立法与其他区域立法的区别进行分析、梳理,指出各自的权限范围和行使原则;通过对经济特区立法现状的分析,以及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研究,阐明了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作用,以及经济特区立法的改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