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与传播

中古时期人们通过抄书获取知识,并以改变部分原文的方式生产新的知识。面对大量新知识,需要有新的分类整理工作,类书由是而作。类书以追求知识的来源和数量广泛为目的,将知识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并对收录的知识作出审核,这是突破原有书籍物理形式和编纂结构限制的行为,进而打破了知识的边界。抄书而形成的节略本较原本似乎更富传播优势,其对知识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

元刻本《新编事文类聚启札云锦》整理方法刍议

《启札云锦》是宋元时期民间社会交际应用的启札类通俗类书。该书戊集涵盖“事实”“笺表”“诗词”等3种形式,在《启札云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书仅有元刻孤本,他校与理校成为整理的有效途径。以探究史源文献出处为重点,通过文献征引方式的不同情况,根据整理对象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运用史源文献,有助于尊重原书文本原貌,提高校勘的准确率。

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

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古类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它起源于曹魏时期,入唐以后,类书编修逐渐增多,至宋代遂大盛,甚至明清两代也难望其项背。宋代类书所以很多,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宋代帝王重视文治,个人也比较好学,所以大力鼓励类书的编修;二是科举制度到宋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应试人数大大增多,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对类书的需要量随之增大;三是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完善,装订形式也有进步,为类书的刊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及影响

《文选》之前的总集录诗或文学理论诗 ,多以“体”相分 ,而《文选》录诗首创以内容之“类”相分。《文选》诗以“类”相分 ,或起自乐府分类 ,或受到类书影响。《文选》之后的类书及诸总集 ,如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论》及唐代总集《文馆词林》、宋代总集《文苑英华》所录诗 ,都是以“类”相分 ,印证了《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影响。

《初学记》乐部资料述略——以前三个子目为例

《初学记》是唐代四大类书之一,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白氏六帖》并称。文章对《初学记》音乐类资料、《初学记》征引资料、《初学记》音乐资料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类书的渊源

类书始于《皇览》已是学界共识,但学术界对于类书渊源的探讨却从未停止,主要有类书源出"杂家"说,类书源出《尔雅》说,类书源出"赋"说等观点。纵观关于类书渊源的诸多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类书的渊源并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类书的产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论《太平御览》医药资料内容与特点

《太平御览》内容宏富,是宋代四大类书之一。涉及医药内容比较集中的是人事部、道部、方术部、疾病部、饮食部、药部六个部类。对《太平御览》医药资料按内容进行归类,基本可归纳为人体、养生、疾病、本草、医药史五个方面。《太平御览》收载医药资料的特点:广征博引,引文以非医书籍为主;保存佚文,古书旧貌得以再现;中心突出,材料以类目为统领;出处详明,材料来源清晰可循。

论唐代类书与蒙书的交叉融合

唐代的部分典籍既具有类书性质又具有蒙书性质,类书的关键在体例,以类相从是根本,蒙书的关键在功能,蒙以养正是根本。类书与蒙书之定义、定位皆是后世学者因时制宜人为所加,故使得类书与蒙书之间的界限不清,其实唐代部分类书与蒙书本身就具有同一性,《初学记》是兼而有之的代表,《兔园策府》是因时而变的代表,大量的敦煌类书、敦煌蒙书则十分完美地展现了类书与蒙书之间的交叉融合、难分彼此。

宋代类书类四六文叙录

类书类四六文叙录是前人论述所忽略的部分,事实上因四六文多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体,往往为类书大量收入,或仅收对语偶句,或专收四六文节录乃至全篇,宋人对此即有编纂,后人特别是元明人则更为普遍。本叙录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宋人所编几种四六类类书的版本源流,并对其所收四六文情况作一概述。该叙录涉及《圣宋名贤千家表启翰墨大全》等4种。

论明代日用类书的出版

明代日用类书的出版事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各种日用类书不断被编纂、刊刻出来,版本繁复,数量众多,加之书坊、书商经营有方,遂成为明代繁荣发展的出版事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内容丰富、价格低廉的日用类书受到广大士农工商的青睐,成为普通民众了解世界、开拓眼界、增长知识的万宝全书。

中国原始分类与中国典籍类目渊源研究——兼涂尔干与莫斯《原始分类》中国部分解析

中国典籍,尤其是类书的类目分类究竟依据何种文化原则,似乎少有人问津。法国学者爱弥儿·涂尔干与马塞尔·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中国部分,为理解中国原始分类与中国典籍分类的渊源关系搭建了桥梁。本文就《原始分类》中国部分展开梳理,对真知、误读、差异加以认可、纠正、弥合,揭示中国原始分类的基本特征及其体系并借之对中国典籍类目的分类原则与依据进行探讨,以勾勒出其与原始分类渊源的大体状貌。

舒天民及其《六艺纲目》版本流传考

舒天民,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生于宋亡前十年,终身不仕,以"隐儒"名其堂,自号"艺风"。所著《六艺纲目》,虽为童蒙教育之书,但对小学颇有发明,受到后人的称誉和重视。此书初刻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代未见刻本,至清代则被多次刊刻。今存有清刻本10多种、民国刻本1种,明抄本1种、清抄本3种,还有清代石印本1种。其中较早的刻本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钱熙祚刻《指海》本和道光二十八年刘喜海嘉荫簃刻本。

《书叙指南》作者及版本考述

《书叙指南》是北宋末任广编撰的一本类书,从古书里摘抄词句,供书启尺牍写作之用。此书的现存版本有很多,以嘉靖六年黄景星刻本为最早,《百家名书》本、《四库全书》本的版本来源则可以追溯至宋代,其文字与嘉靖六年刻本互有优劣,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在清代刻本中,《墨海金壶》本因采用多种版本进行校勘,文字质量较好。

是旧词重启还是新词新用——从“动物”一词看近代社会观念之变所引起的语言反应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社会新旧更替、急剧动荡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会引起人们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在语言特别是词汇层面得到了生动反映。“动物”作为一个双音黏合式组合,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最后定型为一个承载现代科学概念含义的复音词进入现代汉语。这一衍化过程既有其内因,如双音节黏合式组合单位词汇化的趋势,语言使用者接受、表达新观念的需要,也有外部的影响因素,如日语“回归词”的影响。通过一个语言单位词汇地位的变化及其进入通用语全过程的描述,文章展示了“动物”一词被现代汉语接纳的细节,为认识、说明一个时期社会发展以及观念之变对语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个例证。

《永乐琴书集成》真伪再考

《永乐琴书集成》为明永乐初年敕撰之有关琴学的专题类书,共二十三卷。通过分析造伪动机和文本比对可知,《永乐琴书集成》并非抄袭《琴书大全》而成的伪书,相反,《琴书大全》是据前者抄袭而成的。通过梳理明清相关著录可知,现存《永乐琴书集成》内容和来源均可靠与真实,应是永乐年间原书。通过考证《永乐琴书集成》与《永乐大典》的关系可知,《永乐琴书集成》很有可能于《大典》编修之前即已编成,随后被整书收入《大典》。以上认识对于研究和整理相关典籍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可以有助于校正《永乐琴书集成》与《琴书大全》;有助于复原《大典》卷9512-9531;有助于辑佚《琴律发微》《振古琴苑》《琴苑》《琴论》等琴学佚书;有助于推进关于明初敕撰书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关于《大典》编修的研究。

《永乐大典》述略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辑录古籍数量最多,涉及知识门类最广的一部类书.本文介绍了有关《永乐大典》正本下落的不同观点并进行了分析,认为《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仍是疑案。论述了《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的传承关系以及目前《永乐大典》的收集、保存、研究的情况。

敦煌类书研究的知识史方法与博物学进路

类书与知识史、博物学之间的关系皆十分紧密,类书的产生本身就是“知识主义”的结果,亦是博物观念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如欲加深对类书的研究,必须沿着知识史、博物学的来路回溯。敦煌类书是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写本文献,其特点是原始性、真实性强,更能展现中古时期普遍意义上的一般知识与思想。从知识史出发探究敦煌类书,可以见到诸多生涩乃至艰涩的知识是如何被选择、被传播、被使用的痕迹,这比仅仅把类书作为思想史、文化史、文体学的材料更加微观,具体的、细节的普遍知识大量被使用才是类书的真实存在价值。敦煌类书研究的博物学进路主要是扩展了类书研究的视野,当然,这个博物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传来的博物学,而是中国传统的博物之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士大夫认知世界、塑造认同的普遍记忆与知识底色。知识史与博物学本质上都是知识扩张的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南北朝时代快速的发展起来,并在历代读书人、士大夫的承接、传续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知识史更多是知识的纵向生长,博物学则是知识的横向扩张。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的校注说明与体会

从版本调研、底本校本、标点校勘等方面举例说明《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的整理情况,并认为校注此类书籍应重在落实证据,宜读通古籍。

论类书的流弊及其学术价值

类书是古人读书治学的万宝全书,但类书与文学、科举结合一旦太过,或者是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滥用类书,类书必然走向僵化,成为"獭祭"、"饾饤"、"剽窃"、"腐烂"之书而被有识之士口诛笔伐;读书人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使类书流弊日甚,但类书的生命力却是顽强的,存在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替代的,这就是千百年来类书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