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程序主导”与“审判中心”的关系厘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的政治力学分析

在多方力量推动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近两年取得了长足发展,案件适用率和量刑建议采纳率都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制度运行中“程序主导”与“审判中心”的关系也逐渐引起关注。从政治力学角度看,二者关系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失调的一面,集中体现在量刑程序的检察院建议和法院裁决上,并演变为起诉权与裁判权的关系,进而引发诉讼职权、诉讼结构及检法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程序主导”与“审判中心”关系的失调,主要源于检察机关将主导作用从审前扩展至全程、从程序延伸至实体,导致“程序主导”与司法责任制、证明标准、诉讼结构及量刑逻辑的关系失衡。着眼该项制度的行稳致远,短期应检视调整司法政策,明确界定“程序主导”边界,长期有必要推动二元诉讼模式的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属性解读——从两个试点办法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文本分析

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有必要正确认识其程序属性。第一,程序嵌入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嵌入的方式与既有的刑事诉讼程序衔接,形成了多元程序建构。第二,程序合意性。以政策引导、制度形塑替代利益驱使下的自然博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合意机制的基本属性。第三,程序正当性。作为制度正当性基础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自愿性"标准,具有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双重规范结构。认罚从宽以功利主义的逻辑去让渡刑罚权,对此更应该警惕无原则宽恕对实体正义产生的破坏性,应考虑以细致的实体规则及裁量标准,明确"从宽"的边界,促进刑罚适用的均衡。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一般不应抗诉:认罪认罚后“毁约”上诉的检察谦抑

认罪认罚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中时有发生,检察院能否以被告人不再认罚为由同步抗诉争议较大,实践中各地情况也大相径庭。因上诉而抗诉既有司法"霸凌"之嫌,也有"违法"之嫌,存在一定的操作盲区。应当重新认识上诉制度的重要价值,辩证看待认罪认罚又上诉现象,充分把握抗诉制度着力点,确立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一般不应抗诉"的谦抑行权原则,以走出"抗上诉"的审判监督误区。

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论——以《监察法》第三十一条为中心

《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兼顾实体标准和程序要素,具有强化监察权运作和保障被调查人权利等价值意蕴。但是,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不尽相同。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启动标准严苛、适用范围有限、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为实现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有效衔接,需要对监察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进行修改完善,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协商性办案机制增强被调查人的“自愿性”;二是扩展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三是增设认罪认罚承诺书以强化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出之初,学术界对其是否适用于侦查阶段形成了正反两种观点,而各地的试点改革力度很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发现案件真实,并有利于倒逼侦查办案公开化、规范化。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颁布,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将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完善的重要内容。应当确立权利告知、建议、认定、从轻处理这一完整的程序,结合讯问程序改革、加强检察院监督、全面保障辩护权、明确从宽处理权等进行制度保障。

论认罪认罚展开中的程序从宽——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为主的分析

我国改革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吸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基因中缺乏程序公正,此次修法并未推进程序公正,实践中还会放大程序公正在立法上的不足。程序公正的司法缺位会导致认罪认罚的供述自愿性无法保障、强迫认罪、自愿认罪后实体从宽的落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唯一机理在于其自身在展开中的程序从宽,关键在于审查批准逮捕中的不予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将认罪认罚作为考虑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因素,规定过于原则,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将自愿认罪认罚作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一种法定理由,同时,因认罪认罚而在审查批准逮捕中要贯彻"不捕"原则。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问题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创设是当前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协商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价值。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时间不长,值班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效果不理想。有必要对当前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反思,尝试建立强制辩护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律师在认罪协商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细化值班律师的值班职责;确立值班律师全程介入原则。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转型逻辑

菲利教授基于美国基层法院刑事诉讼处理的鲜活视角,采用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美国司法系统对于“辩诉交易”的偏好。对于卷入诉讼纠纷的当事人而言,“程序即是惩罚”使得审前程序的制裁功能不容忽视。并且由于辩诉交易的大量采用,刑事诉讼惩罚的重点开始从“审判”转向“预备”性质的审前程序。菲利教授的这一基本判断,对于审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逻辑具有启发意义:着眼于简化审判程序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达致提高诉讼效率的改革初衷。由此转向一种以简化审前程序为重心的程序分流可能,即界分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从司法证明层面切入推动审前程序成本的降低,在保持证明标准不变这一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彰显认罪认罚从宽的效率取向。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自白自愿性审查程序

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理,重点在于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关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即"自白自愿性"。确立自白自愿性审查程序既能体现司法正义,又能使规范逻辑自洽以及符合制度经济设计。以被告人被剥夺的利益为标准,可将预期刑期分为非实刑、自由刑和极刑,相应地自白自愿性审查程序也可分为书面审查程序、庭前提审程序、庭前听证程序。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思考

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略对被害人诉求的合理关注,试点方案应当把对被害人的参与权、赔偿权、知情权的保护纳入到此次司法改革中来。试点方案突破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限制是一大亮点,但法律援助律师的可能缺位、参与程度偏低和法律援助质量的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上诉情形加大了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损害了诉讼效率,有必要对上诉范围进行合理限制。试点方案应当考虑对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进行重新厘定,但不应当降低证据的收集及证明标准。

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状及完善措施——以北京试点工作为例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全国十八个试点城市开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北京市公安局在适用该制度的探索中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工作实际的机制,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机关适用的具体完善措施:明确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赋予公安机关实体权力,加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系统建设。

认罪认罚从宽视阈下的量刑困境与优化路径

《刑事诉讼法》已经确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后可以从宽处理,但这种程序性激励的从宽后果并没有在实体法上得到追认。认罪认罚从宽虽兼具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属性,却无法获得与自首、坦白等法定情节的同等法律地位。试点过程中“程序从简有余、实体从宽不足”的弊病在全面施行之际仍然存在,并随着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而不断放大。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缺乏实质化”并不会因辩护律师的身份获得而明显改观。辩护人提出量刑意见的“议刑权”无法与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求刑权”等质齐观。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确实施与健康发展,应当在《刑法》中将认罪认罚确立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控辩审三方需建立沟通机制,确保认罪认罚的量刑法律后果在司法机关形成共识。律师应加强量刑辩护预期管理,树立针对不同程序区分辩护的格局观。法院应当坚守量刑裁判的主导权,强化对文书量刑部分的充分说理。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补强与完善路径研究——以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为参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中国从理论借鉴到实践试点再到纳入立法,从先行先试探索摸路到全面铺开再到发展创新,有了一定的成熟经验。但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检察机关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存在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分析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发现主要存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未得到实质保障、诉讼效率尚未明显提高、检察官精准量刑困难等问题,需从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建立程序繁简分流机制、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等方面,推进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适用。

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研究

对刑事速裁案件应否采用两审终审制,我国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虽认可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但刑事速裁案件二审启动率低、上诉撤诉率高、量刑争议占二审启动事由比例高等现象表明,简单适用普通二审程序不符合速裁程序运行的客观需求。此外,上诉是否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效力被否定也是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必须解决的问题。重构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应当以均衡价值观为指导,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官裁判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化一审法官的审查义务并建立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一审法官的强制说理机制,在确保一审法官向控辩双方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对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

审判中心主义与认罪认罚程序的“双重陷阱”

由于文化排异和认知不足,我国误将常识和中国传统观念作为构建普通程序的基准,落入“中国化陷阱”,导致“繁者不繁”,进一步引发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一系列病变和风险。而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却抛弃最为适宜的中国传统转向西方正当程序的框架和话语体系,误入“西方化陷阱”,导致“简者不简”,制度设计叠床架屋引发恶性循环。要走出双重陷阱,关键在于厘清西方文化所孕育的普通程序与中国文化所应代表的认罪认罚制度在事实认定、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巨大悬殊,从而做到二者界分清晰,各得其所。同时,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引入“密室交流”和“律师背书”制度取代司法证明,引入律师主导的“认罪领刑”制度以简化侦查程序,省略审查起诉、公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