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合作性行政执法模式新样态研究——以认错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是对抗性的,行政机关基于行政优位权凭借单方意志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执法决定,由此产生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激烈冲突与对抗。《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二十条确立的认错认罚从宽制度,让行政相对人在自愿认错认罚下获得从宽处罚机会;公安机关简化有关程序快速办理,提升了执法效率和节约了执法资源。认错认罚从宽制度是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合作解决行政相对人的治安管理违法责任问题的一种行政执法模式新样态,使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实现共赢。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企业合规之“双不起诉”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合规指导案例出现诸多“双不起诉”现象,引发了学界和普通群众对合规不起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未严格区分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未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不起诉之间如何合理并入的问题。随着全国范围内企业合规试点工作的展开,有必要为“双不起诉”正名。西方暂缓起诉协议固然有其适用背景,但这种实用地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很难形成本土化法治理念。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是充分体现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关怀的一项新兴制度,因此更需要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向纵深发展。

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轻罪羁押的影响--以S省H市为研究样本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既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固定证据,又是其悔罪的重要表现,降低了其羁押必要性。因此,从逻辑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应当促成轻罪案件羁押率的降低。然而,从相关地区的研究样本来看,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在审查批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程序中均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未对轻罪羁押产生较大影响。短期来看,为增加认罪认罚对轻罪羁押的影响力,应当规范认罪认罚在侦查阶段的适用,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变更强制措施制度。长期来看,应当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轻罪羁押制度。

缺失与建构:认罪认罚中裁量不起诉决定的程序效力

检察主导背景下,认罪认罚案件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导致被追诉人可能受到的恣意追诉的危险也随之提前。此阶段的检察裁量权以裁量不起诉为主要形式,承载着被追诉人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的从宽诉讼利益,但其因程序效力的缺失而无法束缚检察主体,造成检察裁量权不受约束地扩张。要实现裁量不起诉决定程序效力的建构,应从重新审视刑事重复追诉危险的实质性标准、强化合意制度下纠纷解决价值、优化检察裁量决定的独立属性多方面着手,考虑规定裁量不起诉决定具有“类”既判力,以保障检察权力的合理主导,规制审前阶段可能存在的恣意追诉危险。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实效研究——基于故意伤害罪轻罪的数据解读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公正优先价值导向。通过构建非线性量刑模型分析177161份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初审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从宽”克制倾向:认罪认罚对轻罪量刑的作用倾向于在“底线”游走,接近量刑情节“坦白”;传统量刑情节仍在习惯性适用,认罪认罚发挥实效的空间不足。在法定主义背景下推动更高层次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可以考虑,一方面建立认罪认罚分级分类制度,适当加大对轻罪的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法定空间,在立法上赋予认罪认罚“减轻”情节地位,破解量刑折扣零和博弈的困局。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之立法构想

对涉案企业做出暂不起诉决定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也作为一种非罪化处理方式给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护。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已普遍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朗、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各地均有差别、暂缓起诉期间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讨论该制度入法的具体设计,从案件适用的罪名、主体、类型等条件,结合附带条件的性质与内容、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暂缓起诉期限的确定以及合规考察等具体方面做出初步立法构想。

核准不起诉:一种新型的不起诉

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第三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我国首次创设了核准不起诉,对于自愿认罪并且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嫌疑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不将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核准不起诉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救济途径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不起诉,因而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体系,实现了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的全覆盖,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核准不起诉也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诉辩交易的合理元素,对于我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核准不起诉是国家对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立法回应,不过,其效果如何仍有待实践检验。

民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转型与施行路径

我国民营企业犯罪治理在改革开放至十九大之前一直采取“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在十九大召开以后逐步向“轻缓化”的刑事政策转型。具体而言,轻缓化的民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逐步介入刑法体系,且带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改革在民企犯罪治理中的实践。这一转型虽然有助于民营企业的繁荣发展,但由于该系列政策介入刑法治理缺乏路径,且内容“重定罪,轻量刑”“重程序,轻实体”,导致其施行并不顺畅。基于政策转型中的“修复、预防”内涵和司法机关实践,以及民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企业合规改革的现实需要,民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应以“刑罚个别化原理”作为介入刑法体系的路径,以认罪认罚“实体从宽”制度发挥政策效用,以企业合规改革助力“修复性”政策落实,实现民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顺畅施行。

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看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路径完善--基于中美20则案例的实证分析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形似神异,二者在实体及程序层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亦有各自的本土特色。通过对中美具有代表性的20则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在实体层面的制度适用前提、设计目的及法院作为最终量刑主体方面存在一致性,在证明标准、法院的审查方式、未成年人的特殊规定及被害人的处理方面存在差异性;二者在程序层面的功能价值、适用审查起诉阶段及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方面存在相似性,在可否适用于侦查阶段、法官可否参与、法律援助律师的指派方式及检察机关的救济机制方面存在区别。我国应从适当简化案件质证程序、兼顾被害人权益保障、坚持法院对案件的决定权及兼顾被告人基本诉权保障等方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少捕慎诉背景下裁量不起诉的比较法再探讨

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犯罪数量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促使人们反思起诉法定主义一元格局的正当性,裁量不起诉也即起诉便宜原则应运而生。在美国,该原则主要体现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权力。通过比较法分析可以看到,该权力在美国刑事司法运行中作用巨大且几乎不受制约。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酌定不起诉制度运行相当艰难,个中原因复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引入刑事诉讼法、中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背景下,确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度扩张原则非常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基础与法律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求得平衡,并体现司法效率原则。在该制度的法律适用中,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愿性、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害人的参与、实现庭审实质化、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以基层检察实践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11月11日,"两高三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该制度的运行情况和效果引发了司法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试点工作遇到的问题和阻力也需要逐步解决和破除。从基层检察机关具体实践的视角出发,结合对该制度的理解,分析试点工作的效果、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完善的建议,旨在对该项工作今后更好的开展提供参考。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的反思与重构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是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应有之义,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有效举措。但是,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规制不完善,导致撤回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主体不确定、撤回理由审查标准不清晰以及撤回后有罪供述能够继续使用等问题。对此,在全面分析现有制度基础上从撤回主体、权利限制、程序转换、撤回认罪认罚后的证据问题四个方面重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对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被追诉人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感及有效解决其滥用上诉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值班律师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认罪认罚从宽视野下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值班律师定位不明确、工作队伍不稳定、援助过程出现脱节、办案经费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将值班律师定位为辩护人并给予相应的辩护权利,健全值班律师的权利配置和权利保障,加强值班律师之间的工作衔接等,使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履行自己职责。

精准刑抑或幅度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问题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一般应当提精准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精准化不仅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而且符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要求。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精准化面临从宽幅度不明确、控辩协商不充分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我国应确立阶梯式从宽量刑标准,加强控辩协商等。

论刑事庭审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仅在刑事庭审前适用,关于被追诉人在刑事庭审中认罪认罚能否得到从宽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进入刑事实质庭审的案件一般是不认罪认罚的案件,原本是要对其进行实质化的审理,若是庭审中允许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使其得到从宽处理的待遇,一审裁判后就会降低其上诉的概率,同时无须与不认罪认罚案件采用同样的标准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认罪认罚量刑折扣探讨

量刑折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实体性从宽后果,其制度设计对认罪认罚从宽的落实意义重大。然而,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认罪认罚是否一定给予量刑折扣尚存在裁量空间,对具体量刑折扣幅度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处理不够规范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域外两大法系不同国家在认罪协商等类似制度设计上拥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考虑适当借鉴其合理之处,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渠道出发,完善中国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折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