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治理路径

通过对近年来的办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G省司法机关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人的处理呈现不捕率高、不诉率高、缓刑率高的特点,这种司法现状有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但是,透过这种现状却能够发现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司法裁量标准尚不统一、法律有关规定等深层次问题。细化刑法有关规定、建立行政处罚“双罚制”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是加强我国农用地保护的适当路径。

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证明方法的体系化构建——兼论如何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初衷

根据中国2018年刑诉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升司法效率的制度初衷。在证明标准不能改变的前提下,可考虑构建差异化的证明方法体系。普通程序的案件适用“严格证明”方法,简易程序的案件适用“适当的证明”方法,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自由证明”方法,并按此顺序放宽对证据种类、证据调查程序和证据能力要求,从而提升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处理效率。

我国值班律师功能定位的结构性重塑

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出现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相关职责问题的规定不过是对之前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未对其职责进一步明确与完善。规范漏洞使得学界对于其究竟是法律帮助者、准辩护人还是辩护人的身份存在争议,从而束缚了值班律师制度应有效用的施展空间。在坚定表明值班律师为辩护人的基础上,以推动刑事辩护律师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全过程为新视角,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其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以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所具备的不同职能,以促进我国刑事辩护结构进一步优化。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和抗诉权协调问题研究

一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针对被告人的上诉,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抗诉权予以反制,由此上诉和抗诉产生冲突,司法资源支出进一步扩大。未来可以通过修法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彻底解决上诉和抗诉的冲突,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律框架内,检察机关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可以提起抗诉的若干情形,缓和上诉和抗诉的冲突。同时,还需要切实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检察机关的精准量刑建议作为配套措施。

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的影响——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例

诉讼契约理念引入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改革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性探索的一部分。诉讼契约理念的嵌入引起刑事诉讼主生态系统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刑事诉讼证明亚系统的运行。诉讼契约理念嵌入后的新型刑事诉讼证明呈现出新的样貌。诉讼契约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贯穿全程,通过改变刑事诉讼模式重塑诉讼证明模式,诉讼证明模式从分立对抗转变为同向合作;基于庭审重心变化引起证明对象变化,证明对象由案件事实转变为契约要件;因循契约达成逻辑调整举证义务分担,举证义务分担由单边单向转变为双方共担。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链锁式影响,或可导致证明目的的适当调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中的选择性不起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认罪又认罚的从宽和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从宽两种情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实体从宽既包括量刑从宽也包括定罪从宽。该制度的推行强化了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上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轻罪案件才适当兼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审查起诉原则,但也加大了滥用风险。检察机关的选择性不起诉主要存在六种不当情形:身份优遇型;法不责众型;稳定大局型;控辩交易型;教训策略型;徇私枉法型。防范选择性不起诉的滥行,在法律层面需要废除'公诉转自诉'制度,构建准起诉程序和法官事前同意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审查和制约机制;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值班律师制度,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赋予不起诉一定的实质确定力,防止不起诉后的随意再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辨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取向争议的解决,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体系、制度规范与有效实施非常关键。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从历史、规范、理论与实证等多重视角全面展开分析,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兼而有之非厚此薄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核心价值取向的争议暴露了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于刑事诉讼实践的落后,应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的发展为契机,积极推动基础理论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进而从更高级意义上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原则与立法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旨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健全认罪与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衡平。随着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全面启动,检察机关作为该制度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应明晰检察环节该制度的内涵和原则,积极推进检察权的立法完善,以确保适用该制度取得实效。

立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项从宽处理的制度,贯穿于犯罪分子到案后至服刑期满的整个期间。立功能否成立,应依据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表现、法律效果等来认定。

一种本土语境下的司法复活——论我国新式坦白从宽制度的构建

诉讼效率历来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前犯罪率加速上升、司法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提高诉讼效率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诸多学者纷纷前往遥远的西方寻找出路,对于我们脚下的"本土资源"反而视而不见。从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刑事诉讼制度谈起,深度剖析我国土生土长的坦白从宽政策。在吸取坦白从宽政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借鉴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式坦白从宽"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战略部署,既包括实体层面上的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层面上的从简处理,有助于全面提升诉讼效率、整合司法资源配置,彰显了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价值。然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环节的问题层出不穷,诸如律师缺位现象频发、律师辩护范围狭窄、律师履职保障机制缺失等。有鉴于此,应当着力探寻构建强制辩护制度的可行路径,拓宽律师辩护的阶段和权利范畴,探寻建构被追诉人自我辩护的制度体系,完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悔的救济程序,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正当性,更好地实现效率提升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以庭审为中心的基本理念,遵循了优化司法资源的基本要求,坚持了保障人权的基本导向,彰显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形成呼应。鉴于我国认罪认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建议从审查方式、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制度和检察机关职能等方面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便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及时惩罚犯罪,加强人权保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案多人少的现实情况及刑事政策的法律化趋势,要求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为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认罪案件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审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无明文法律进行全面的规定,其运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障碍。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需求与逻辑、案件适用范围、参与主体及认罪协议的审核几方面进行探讨,可以为该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相应参考。